友情提示：本文共有 1893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4 分钟。
汉武帝中后期，因为常年的对外战争以及征敛，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暴乱。为了加强地方管理，汉武帝设置绣衣御史到各州郡去平息暴乱，许多任职的绣衣御史为了能迅速解决问题，就简单抱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以暴制暴惩治“暴民”，动不动就诛杀上万人。
在这些被派往各州郡的绣衣御史之中，有一个例外，就是王贺。王贺到魏郡上任后，既没有发兵击杀“暴民”，也没有对那些执法不力的官员进行处罚，而是采取怀柔的方式，劝说那些反抗的农民“暴民”们放下武器、回归乡里，通过这种怀柔的方式，王贺让数万人免于荼毒。
王贺不杀一人便成功地稳定局势，可是汉武帝却认为他不称职，将他免官。被免官的王贺不但不觉得委屈，还自嘲地和别人说：“我听说挽救数千人的性命，子孙就会有封爵，我挽救了数万人，后世应该会有因此兴旺发达的吧？”
后来，王贺的孙女王政君果然成为汉元帝的皇后，汉元帝驾崩之后，她的儿子又成为汉成帝，王氏一族开始显赫。再后来，王政君重用侄子王莽当政，王贺后世的兴盛达到了顶峰。
自古以来，许多史家学说，多认为人生的兴旺荣耀，没有无缘无故，而是需要行善积德，甚至几辈子的修行积累，才会有后世的兴旺繁荣。
所以古时候有颜氏看到叔梁纥一家已经做好事做了好几辈，“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估计他的子孙就要兴盛了，就把颜家女儿嫁给叔梁纥，后来叔梁纥果然生了个儿子，名叫“孔丘”。
所以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也曾经感慨地说：“我经常率领百万之众的部队，可是却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我的后世也一定会有兴盛的吧？”后来他的孙女邓绥成为东汉王朝第四代的皇后，而后临朝称制十六年，把艰难前行的东汉王朝转危为安、重回正轨，被誉为：“兴灭国、继绝世”的女政治家。
还有像西汉的于定国父亲于公，自认为管理诉讼的时候积累了许多阴德，所以子孙会兴旺。果然于定国官至丞相，于定国儿子于永也官至光禄勋、御史大夫。五代时期南唐的刘景宏，活人数万，自认为“不遇于时”，但是后世必然会有发达的子孙，果然三代自后，有刘沆成为北宋丞相，子孙都显耀发达……
按理说，像这种前世积德，后世享福的事迹，是劝人以善的好教材，应该是人们争相传诵的故事。可是，明代末年的大儒船山先生王夫之，却对这些人做出了批判，说王贺积德想要子孙兴旺的行为并不可取。
在王夫之看来，像王贺这种做了好事，自己又念念不忘，是“市沾沾之恩，而怀私利之心”的行为，是“挟善檄天”的心理。把给大众百姓的一些恩德当作买卖，心里怀着的却是自私的行为，施舍阴德是为了求得回报，求得子孙的兴盛发达，所以这种挟持善良求得老天保佑的心思，是“挟善以求福于鬼神，俗之偷也，不可救药矣。”
在王夫之看来，做好事做善事，应该要有纯粹的心思，而不能够挟持私人的买卖。所以，王贺积善活人，是一场怀有私心的行善，虽然让王家有过兴盛，却也启导了王莽这种谦卑待下，假做好人的“伪”、“诈”行为，并因此导致王莽家族被灭族这种恶果。
所以，像王贺这种满脑子想着“子孙兴旺”而挟持私心行善的行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参加抗清活动，并以“大明遗老”自称，从来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甚至在困顿病患之中，也不愿意接受清廷的馈赠。
他的思想议论，自然也是深刻高明，见解非凡。
然而有时候，越是身在高处，见解宏深之人，对人们的要求，也就越容易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
记得从前看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乾隆皇帝下江南，站在镇江的金山寺上，指着长江里来往穿梭的船只，询问左右：“江中有几条船？”纪晓岚反应最为机敏，回答说：“两条。”皇帝奇怪，便问道：“哪两条？”纪晓岚说：“一条叫做名，一条叫做利。”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本性，或许都是有私心的多，无私的少；这世界上的人，也总是做凡夫俗子的多，立志做圣人的少；这世界上的行善，大概也是挟有私心的人多，而做好事不挟私心的人少。
从前，子贡赎回在外为奴的鲁人，却“不取其金”，人们都称颂子贡的行为，说他大公无私，唯独孔子在叹息，害怕以后再也没有人赎回在外为奴的鲁人；子路救了一个小孩，小孩父母回馈了一头牛，子路高兴地接受了，人们都在斥责子路贪财，孔子却高兴地认为，以后鲁国会有更多勇于救助处于危难的小孩的人。
倘若，历史上的王贺、邓禹、于公、刘景宏这些人，一开始行善就没有私心，就没有想着是为后世积善积德，那些被救助的人，还会有那么多吗？而别人一看行善都要有圣哲之心，不要想着自己和亲人，那些为名为利为了子孙后代的凡夫俗子们，还会纷纷去效仿行善吗？
或许，像王夫之这样的圣哲，他看重的是道德仁义，偶尔也会忘却了世俗人情吧。
本文如果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御史抗命救活万人 却因一句话 遭到了王夫之的批判》，同时在此感谢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