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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睿和王导到江东面临的现实
自公元307年的9月，司马睿带着心腹王导来到江东建业（今南京）后，江东的北部边界，尤其长江一线起义和叛乱不断，胡人在中原横冲直闯，连抓了两个晋国皇帝，而晋帝国的江东部队却一直陷在内部平叛中不能自拔，这些作战行动白白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因此在客观上也限制了司马睿江东集团的开拓性和进取性。
更重要的是，江东地盘是司马睿和王导二人的命根子，两人当初在京城的危险处境一直是萦绕在二人心底的隐痛，王导给司马睿最多的建议便是立刻逃出京城回自己的地盘，现在好不容易从寄人篱下的牢笼逃出来并有了一块地大物博的地盘，天大的事情也要以自己的稳固的地盘为主。
此时司马睿和王导二人的做法，和割据一方的军阀其实并没有区别，而两人的做法，也使得萦绕在江东士人心中的北伐梦想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海市蜃楼而已。
公元313年8月，当司马业一纸诏书来到江东，要司马睿集结兵马，随时准备与关西军一同进兵中原，而此时司马睿的荆州军主力却正在与巴蜀难民组成的杜弢川军大战，根本无力北进，司马睿只得以江东地区初定，没有力量进行北伐而拒绝。
事实上，司马睿自公元217年来到江东，却在公元310年到317年的七年间一直在对内用兵，其中动用军力规模比较大的有四次，还有一次虽然没有用武，但最让司马睿感到心惊。
“攘外必先安内”，司马睿和王导也正是通过成功处理这四次战争和一次危机，奠定了江东基地的基础。
二、第一次对内用兵
周馥，史载其“理识清正，兼有才干。”身处晋室飘摇的时代，口中总不忘以匡扶晋室为己任，在旁人眼里，此人无疑是个大大的忠臣，而且此人做起事来给人的感觉总是直来直去，而做事直来直去的人，多数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总是让人喜欢的。
但周馥此人，做事看似直来直去，性情耿直，其实内心却自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司马越对周馥很不错，因为周馥曾起兵助自己反对司马颖，便认定此人是自己人，先是将他从洛阳公安局长的位置提拔上来，封他为卫戍区司令，后又封他为“司隶校尉，加散骑常侍、假节”统军于距离洛阳不远的渑池，而后升任扬州军区司令员，参加讨伐江东陈敏之战过后，又封为永宁伯。
司马越之于周馥，用有知遇之恩来形容不为过。
但对司马越的赠与，周馥是全盘皆收，面子却不给，时常不给司马越好脸色，每次见到司马越，《晋书》的记载：“每言论厉然”。
司马越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周馥如此对待自己，却不予之计较，而是采取惹不起就躲的策略。
司马越可能对不起国家和人民，但司马越却对得起他的下属和朋友。
此时的周馥，在满朝文武面前经常谈论的是：“迁都”，而且言辞恳切，史载“忠情恳至”。
洛阳即将陷落之计，周馥领着一班人上书惠帝，忽悠惠帝迁都，他的计划：命北中郎将裴宪任豫州军区司令员，守住北大门，命王浚、苟晞二将北伐，惠帝迁都到自己的地盘寿春（今寿县），手中有了惠帝，自己便可以天子名义抢占江南地盘。
在旁人眼里做事向来直来直去的周馥，这个计划隐藏在心里却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周馥的这种做法与背叛无异，而且触到了司马越的底线，司马越清楚此人不除，必为大患，便命周馥和淮南太守裴硕一同率军进京勤王。
司马越之计，只要周馥进京，便可兵不血刃夺他军权，收编他的部队；而裴硕是自己人，淮南和寿春两地很近，让两人一同进京勤王在情理之中，而裴硕军又可起监视作用。
但周馥却不上当，他让裴硕率军先行，自己随后跟进。
裴硕也不笨，对司马越和周馥二人的想法都清楚，自己是司马越的人，自然要为主分忧。
公元310年12月，淮南太守裴硕不宣而战，向寿春发起突然袭击，却没料到周馥早有准备，很快便取得寿春保卫战的胜利并随即转入反攻，裴硕往东节节败退，一直退到东城（今安徽定远和滁县之间）才算压住阵脚。
裴硕没有金刚钻，却敢揽瓷器活，忠诚之心可佳，却只是败事有余，白白损失地盘和人枪。
不过裴硕回过神来之后，还是想到向江东司马睿求救。
司马睿接到求救报告，立刻命甘卓和郭逸二将征讨寿春，位于寿春城西南的安丰太守孙惠见司马睿出兵，也立刻发兵响应。
英雄出乱世，而于乱世之中能左右逢源者也非等闲之辈。
孙惠就是个中好手。
周馥、裴硕寿春大战，甚至周馥向东追击裴硕时，只要孙太守的军旗现于寿春城下，便可起到围魏救赵之效，可是这位孙太守却按兵不动。
因为此时周、越二人相争的结果，谁都无法预料。
当江东司马睿大军出动，人皆看出周馥必败，此人便立刻动作起来。
有时候，国家大事在个人利益面前，显得多么的渺小。
甘卓本是江东才俊，文武兼备，深知兵法中的上策乃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尤以攻心为上。便采用攻心为主，军力围剿为辅的策略。
孙惠部下谢摛，原是周馥的心腹爱将，此人极具文采，甘卓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命谢摛写一篇讨周檄文，有意将檄文传给周馥，该檄文的内容已经无从查考，但对周馥的心理打击却是致命的，见到这篇檄文后，不屈于任何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周馥流泪哀叹：“想不到连谢摛都会背叛我。”顿时对自己曾经雄心万丈的事业心灰意冷，再无战心，所部不出半月便告瓦解，周馥逃亡河南，为新蔡王司马确捕获，忧郁而死。
三、第二次对内用兵
华轶，乃是魏国名臣太尉华歆的曾孙，历任司马越手下长史，江州刺史（今江西、浙江部分地区），身为名臣之后，此人一直怀有“匡天下之志”，而自古英雄出乱世，当看到司马氏家族争雄，朝局动荡，华轶便看到了实现“匡天下之志”的机会。
但要实现自己“匡天下”的抱负，首要的前提是人才，而要吸引人才就必须有亮点出彩。
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华轶找到了亮点。
华轶的亮点，便是提倡“以德治国”。
华轶在自己管辖的江州地区大力竖起以德治国的大旗，四处宣传当今世界的“礼乐崩坏”，而要改变这种状况，首要的是提高人的道德品质，而要提高道德品质，便是恢复旧有的典礼，于是便设立了“儒林祭酒”的官职，以“才学精博，道行优备。”的人担任，目的便是要弘扬礼典。
“以德治国”的口号，虽然是个老掉牙的东西，但在当时诸王争霸，礼崩乐坏的时局下，重拾经典并加以传唱，无疑为一部分人找到了心理寄托，华轶的名声立刻远播神州大地，人们争相投效，史载：“流亡之士赴之如归。”
有地盘又有人和枪，华轶很快便羽翼丰满起来，他还缺机会，但在混乱的时局下，机会多得是。
机会不多久就来了，司马越起兵，华轶打出声援司马越的旗号，立刻发兵三千突袭夏口（今汉口），并在此建立根据地，一时间也搞得有声有色，深“得江表之欢心”，荆州地区以东至此被华轶染指。
随着时局的急转直下，京城洛阳不断遭到匈奴汉军侵扰，四方自顾不暇，往洛阳的朝贡大多断绝，唯有华轶坚持朝贡不断，并放出话来：“自己在司马氏朝中为臣，便誓死效忠司马氏，如果去洛阳的道路被彻底断绝，自己的朝贡将改向琅邪王司马睿。”
但实际司马睿的命令对华轶根本不起作用，当洛阳被围，城中与外界通信完全断绝，司马睿真正站出来行令之时，华轶便不为所动，声称洛阳城中皇帝还在，便一切要见皇帝的诏书行事，而此时城中的怀帝生死未卜，如何能发号施令？自然，此时在华轶的地盘上，华轶便是皇帝。
以德治国的口号，不过是向天下人化缘的工具而已。
将“德”用于化缘，不仅在政治上，在商界也有用得成功的例子，最为人所知者莫过于某个牛奶大亨，他的名言是“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当大家将他这句话奉为经典时，此人正数着通过三聚氰胺赚到的钱偷着乐。
但司马睿一时却无可奈何，因为江州不是他的地盘，华轶也不是他的部下。
机会来了，洛阳被陷，荀藩等在密县拥立司马睿为盟主，并传檄天下，这个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权威支持的声明却正好被司马睿利用，他要拿着这个鸡毛当令箭，全面整肃江东的异己。
对于政策的执行，官场上历来是只要符合自己利益的，其执行的效率便出其的高；而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便行政不作为。
司马睿立刻开始行使盟主权力，首先便是进行人事调整，所谓人事调整，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利益的重新分配，便就要将异己者排除出利益集团。
司马睿的矛头对准了对自己不服的江州刺史华轶和豫州刺史裴宪。
为防不测，司马睿先行一步，命扬烈将军周访率一千二百名士兵进驻位于江州以西长江以东的彭泽，他认为彭泽对双方而言乃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占据此地，便挡住了华轶渡江东进之路，但周访却更看好长江以北的寻阳，本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便主动移至长江以北的寻阳驻防。
周访乃是司马睿来江东后获得的一员虎将，祖父乃是东吴将军，《晋书》记载“访少沈毅，谦而能让，果于断割，周穷振乏，家无余财。”其少年时的性格和行为，便已颇具名将风采。
不出司马睿所料，华轶和裴宪拒不承认司马睿的盟主地位，司马睿不再客气，立刻兴起大军讨逆，命左将军王敦为讨逆军总指挥，率甘卓、周访、宋典、赵诱等将讨伐，华轶不甘示弱，也调兵遣将以对，一场内战在江东爆发。
华轶自然也看到了彭泽的战略位置，立刻命陈雄率步骑兵主力东渡长江占领彭泽，重点对付王敦讨逆军的西进主力；同时命武昌太守冯逸快速领兵东进，占领寻阳以南的盆口，确保陈雄主力与大后方的联系；再命硃矩率水军策应盆口和彭泽，相继支援。
冯逸接到命令不敢怠慢，立刻领兵急行军到达盆口，但刚刚驻防便遭到以逸待劳的周访部攻击，冯逸军立足未稳，很快便被冲垮，残军随后退往柴桑（今九江）。
盆口位于柴桑和彭泽之间，盆口失守，便立刻截断了彭泽陈雄部主力与长江西岸大本营的联系，该部顿成一支孤军，失去了任何军事价值，这一仗名将周访的战略远见功不可没。
周访部人数太少，击退冯逸全仗攻击的突然性，却不敢追击，而是迅速部署所部加强盆口的防御，以应对华轶部的反扑。
不出周访所料，华轶部王约、傅札二将率一万援军向盆口反扑，企图打通与彭泽城陈雄部的联系，周访部凭借预先加强的工事，以不足一千二百人的部队，硬是击败了王、傅二将的一万援兵，取得盆口大捷。
盆口之战，暴露出华轶军事能力上的不足，若命陈雄部西撤，从东西两面夹击周访，陈雄部定能全身而退，从而保存军事实力。
国民党丢掉东北后迅速溃败，与此相似，蒋介石与华轶，半斤八两。
盆口大捷后，周访又亲率一部东进彭泽，会合甘卓部迅速攻下彭泽，尔后两军联合击退硃矩水军。
华轶集团内部本来就矛盾重重，前线失利的消息传来，矛盾更加凸显。
华轶口中高喊“以德治国”，对其前任卫展却不能以礼相待，而卫展作为前任江州刺史，手下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如果华轶对卫展能安抚得当，这些干部立刻就能为己所用，即便要掺沙子也容易，但缺乏大略的华轶却看不到这点，老大华轶的态度，自然也使得其他大小官员见风使舵，平日里车水马龙的卫府，现在门可罗雀，台上台下的巨大反差使得卫展“心常怏怏”，深刻体会到世态炎凉。
盆口失守的消息传来，王敦讨逆军逼近“国门”柴桑，华轶急忙调动各郡县部队向首都靠拢，准备进行“柴桑保卫战”，而奉命调往首都的各路人马中，就有卫展老部下豫章（今南昌）太守周广的部队。
周广进城后便立刻拜见老上级卫展，两人一番密谋，便立刻定下了倒华方案。
公元三一一年六月，柴桑城内的周广部突然发动“柴桑兵变”，按照事前部署，周广的“豫章军”分多路向城内各军事据点发起攻击，华轶的城内部队猝不及防，立刻被打垮，华轶一家老小在警卫部队的护卫下慌不择路向南逃跑，在安成（今江西安福）被紧追不舍的“豫章军”追上，华轶及五个儿子被斩杀。
而裴宪则逃往幽州投奔王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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