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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56—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微省毫县）人。他是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称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当时著名的人才品鉴家、大名士许砌给他的评语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生活在汉末动乱的年代，为中国的统一耗尽毕生精力，但毕竟没有当上皇帝就饮恨而死了，是一个功过得失都暴露得很充分的历史人物。曹操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显示了他的超世之才，而且鲁迅还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这又应该怎样来解释呢？
史书上称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足见他既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又是勤奋好学，热心文学创作的奇才。可惜他的诗文流传下来却不多，诗只有二十来首，文一百多篇，都是诏令、书奏一类应用文，短则几十字，最长的《述志令》也不过千余字。我们知道，汉代是儒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不但儒学以外的各种思想、学说受到压制，文学创作也很不景气，因为知识分子的精力都用到读经上了。
所谓“皓首穷经”，头脑变得空疏、僵化，毫无生气，写起文章来自然就很空洞、很呆板、很陈腐；免不了空话多，套套多，条条多，读起来叫人觉得枯燥乏昧，既缺乏现实生活的新鲜内容，又不能反映作者的真实思想。随着东汉王朝日趋衰弱，儒学独尊的地位动摇了，这种情况，必然冲击到当时的文坛，曹操即是首先大胆向传统挑战的先锋。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他提倡写文章要“通脱”。“通脱”就是隨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要坦露自己的真思想、真感情。他当时写的文章，有不少“不合先主，不顺礼义”的离经叛道的话。如当时用人讲门第、德行、经术，他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却强调唯才是举，认为即使“不仁不孝，只要他有“治国用兵之术”，也可以提拔重用。又如，郑康成是曹操的长辈，又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他在《黄逃歌词》中竞说：“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
这在旁人看来，当然是大不敬的。他的《露行》中有二句诗：“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嘲讽大将军何进智慧短浅，就像穿戴衣冠的猴子一样可笑。他敢想敢说，没有顾忌，总比那些说假话、空话的诗文有意思。他的作品讨人喜欢，实在得通脱之力不少。另外，这种“通脱”，还表现在他的作品敢于面对现实。当时的现实是社会大乱，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饥饿和死亡，连长安、洛阳这样的名城都毁于兵。这在曹操的《蒿里行》、《蕴露行》等诗中有生动的描写。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吟咏，早已被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了。
二是所谓“借古乐府写时事”，这也是曹操的首创。曹操留下二十多首诗，全是乐府旧题，后人称他为“乐府妙手”。汉乐府大多来自民间，以反映民生疾苦著称，形式也灵活多样，东汉以来，文人竞相效仿。曹氏父子以王者之尊的地位和影响，奋力写作乐府诗，造成空前的“乐府热”，这对文人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革新，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人把“借古乐府写时事”喻为“旧瓶装新酒”，这“新酒”是指曹操诗的内容“新”，反映了汉末动乱年代的“时事”，这是对的；但如说他的乐府诗纯是“旧瓶”，就未必确当。
他的诗固然用的是乐府旧题，语言也显得古直朴淡，但写得沉雄健爽，葬苍悲凉，自有一种英雄浩气回荡，读来令人振奋、昂扬，大有“五岳起方寸”之感，这就不是乐府本身所固有的了。总之，他的乐府诗同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一样，也是超凡绝俗、别开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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