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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并不只是破案就够了。什么时候破案、怎么破案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先在书评里扫到了这句话，然后喜欢上了《红手指》，喜欢上了加贺恭一郎，进而去读东野圭吾的。
这句话还有后半句，“这个家里有隐蔽的真相，但不应该由他们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说出来，必须在家里，让他们自己说出来。”加贺讲完了，还有小林警官在旁边帮腔，“现在开始才是最重要的，比案件本身还重要。”
我对日语的了解仅限于几句纳尼和雅美蝶，读的是于壮的译本，没办法零距离承接作者情感，《红手指》也不以修辞著称。但如果你顺着《红手指》里案件发展和人物情绪起落读下来，在破案前夕瞅见加贺这句话，就会觉得这种平实的铺叙，突然透出了类似“太阳不忠”这种别出心裁的修辞才能透出来的暖意。
很温和。
要读懂《红手指》，肯定要先读懂东野圭吾。以我很粗浅的见识看，东野圭吾的创作有两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关于形式的节点，位于1990年《宿命》一书封笔后。
在那之前，无论是《放课后》还是《白马山庄杀人事件》，是《十一字杀人》或《空中杀人现场》，东野都是“以情推计”，剧本里的人物、情感、事件都是围绕诡计或者铺垫诡计而产生的，甚至经常生出“嗯我要赶紧揭露一个谜题，为了让谜题不要太突兀我就给你们编个说的过去的故事吧”这种不耐烦的氛围。
动机是只关于个人欲念的，立场是比较泾渭分明的，结构是传统的，理念是比较古典的。
但在《宿命》之后，东野开始“以计牵情”。剧本里的诡计有时仍然华丽，有时简单直白，有时是传统的破解，有些开头就直接丢出，但诡计背后的人物、情感、动机，开始复杂、立体，且具备清晰的社会指向性了。
动机有时可悯、立场有时混沌，作者不只是想用一个耸人听闻的念头赶紧把动机应付过去，而是想试图想给我看一个个诸如社会老龄化、溺爱孩子、虐童或泡沫经济这些大悲剧图景下的小悲剧，从所谓的“纯本格”转向“社会派”和“兼具写实感和社会感的现代本格”。
那之后，才有了《恶意》、有了《嫌疑人X的献身》，有了《白夜行》。
——另一个节点，是关于情感的转折，应当是06~08年这一段。
早年的东野，是很凌厉的。这种凌厉源于他潜藏在人畜无害外表下批评主义的刻薄，以及对社会阴暗问题的厌憎。他毫不避讳写人的恶和丑，并且，一边烹饪还要一边绕着锅碗旋转跳跃让你挪不开目光。
雪穗和亮司早年过的阴晦，后来一个虚伪阴蛰，一个残暴冷漠，最后亮司身亡雪穗转身离去，两个人彻底失去和世界和解的机会；沙也加在寻找自己和家一同死去的过去时，回忆起猥亵、失去身份与被真正爱过的证明，然后轻巧的丢出一句“自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沙也加”；《恶意》真相揭露后剥皮剔骨的悚然，更不用说几乎为恶而恶的《幻夜》了。
不做铺垫，不藏机锋，不给迂回。
但再之后，专做解剖的屠夫，知道给病人打麻药了。
之前的作品中，哪怕是《白夜行》这种情感写很细的，东野也是在绝对理性的维度上揭示雪穗亮司背后的悲惨。但这时期《祈祷落幕时》里互炬互燃的忠雄与百合子；《新参者》温和变种式的《东方列车谋杀案》；《解忧杂货店》中栽在土里回旋的因果，东野圭吾沉进了人物的视角，折磨人物然后去慰藉人物，创造罪孽，但又在读者目力所及的旅程里让罪孽自我救赎。
《红手指》和加贺恭一郎这人物的枝干，就是在这时期立起来的。
虽然《红手指》和一般的推理小说不同，不怎么在意剧透，我稍微挑拣着说：
这本书直指社会老龄化问题、中年危机和儿童教育，切入点很尖锐，但如果真的切身站在书里那些一眼看去十分可鄙人物的视角，也不难发现人物无奈与可闵之处。
而这本书里自私的一切，大半都在末尾转折了。昭夫良心发现，加贺与父亲的故事峰回路转，连一直叽叽喳喳的八重子，在故事的倒数第二幕也安静了，低头接受了现实。
所有人物都在加贺的悲悯之下得到了救赎的机会，也都发出了救赎的意愿，然后罪孽与不幸完成了和解，平安喜乐。
“刑警并不只是破案就够了。什么时候破案、怎么破案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家里有隐蔽的真相，但不应该由他们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说出来，必须在家里，让他们自己说出来。”
多暖啊。
“现在开始才是最重要的，比案件本身还重要。”
救悯的思维与案件背后的“情”，可比任何新奇狂肆的诡计，都重要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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