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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有关文艺批评的论著中，《艺概》是颇受后人推崇的一种。《艺概》的作者刘熙载（１８１３——１８８１），早年中了进士，任翰林院庶青士、左春坊左中允等官职。到了晚年，辞官并赴上海讲学十多年。刘熙载是经学家，但他学问广博，不仅通晓经学，而且对子史百家、天文算术等很有研究，最为擅长的便是是文艺批评。《艺概》书，就是刘的精妙著作。
那么，“艺概”为何要用“概”来作为书名？刘熙载说：“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原来他平时讨论文艺，就“好言其概”，以《艺概》为名，就是为了突出他治学的特色。从《艺概》的内容看，确实也只有用“概”字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全书的特色。所谓“概”，包括两重含义，即梗概和概括。
刘氏以高度概括的语言，精辟独到的见解，抓住文学的梗概，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进行了全面广泛的评论。《艺概》共分六个部分：《文概》、《诗概》、《賦概》、《词曲概》、《书概》和《经义概》。各“概”中又包括探溯历史源流，分析作家作品、阐述艺术表现形式和写作特点等内容。其中《经义概》是对封建科举文章的评论，与文学艺术关系不大。其他五个部分，都是有关文艺的专论。
《艺概》的文艺批评观点，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首先强调文学艺术作品要印证其作者的的志，德和真的思想感情。这是刘批判文学艺术艺的重中之重。作品要真情实感，情深意切，如无痛呻吟，没有意义的文辞再精妙生动，也不是好的作品。因此，他强（《诗概》）刘熙载运用以上的原则，当然呢，刘评价中国古代文学，说出了不少前人所未道及的观点，颇为精湛深刻。
二、主张文学作品要在继承古代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独创精神。《诗概》说：“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有古即继承前人传统，有我即发挥独创精神，二者是辩证的关系。但刘氏认为，在二者的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独创精神。
关于书法他曾经作了一首书诀：“古人之书不学可，但要书中有个我；我之本色若不高，脱尽凡胎方证果。不惟书也。”在书法艺术中，最重婴的是发挥独创性。不仅书法如此，其他艺术也是如此。重视文学艺术的独创性是我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传统观点，例如《文心雕龙》的《体性》、《风骨》等篇，唐代司空图的《诗品》以及其它一些文艺批评专著都有不少论述。
但刘氏能把独创与继承结合起来，既把它们看做是一对矛盾，又认为它们是有机的统一体，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文艺作品既有继承又有独创，二者完美地化合，才能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而发挥独创性又是艺术的生命，继承古代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独创性。
谈到继承，刘氏坚决反对形式上的沿袭。他认为“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如果“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因此，文学作品“切忌拾古人牙慧”（《词曲概》），必须从本质上学习古代优秀传统，才是真正的继承。
他举例说：“属子之《骚》，不沾洁求似《风》，《雅》，故能得《风》《雅》之精。”（《赋概》）而扬雄的《太玄》《法言》，正是因为摹拟《易经》和《论语》而作，所以“其病正坐近似圣人”（《文概》）。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仍有一定的启发。
三、提倡实事求是，因寄所托的艺术方法。《赋慨》说。“实事求是，因寄所托，一切文字不外此两种。”文学作品的艺术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艺概》中也论述了不少各具特点的艺术方法，但刘氏认为，最根本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因寄所托。
实事求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刘氏说：“以色论之，有借色，有真色。”（《词曲概》）“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绘实死灰耳”（《诗概》）。借色，是人工雕饰的美。真色，是客观事物本质的美。文学作品如果只有借色，而不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尽管辞藻华丽，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二是对客观事物即创作对象，必须有深刻入微的了解。刘氏强调“事莫贵于真知”（《词曲概》），所谓真知，就是“言此事必深知此事”《文概》，只有在穷尽事理的基础上，才能够创作出“确凿不可磨灭”（《文概》）的作品。
因寄所托，就是通过客观事物，寄托主观感情。刘氏说：“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面赋出焉。”（《赋概》）物色，即客观事物；生意，即主观感情。二者必须互相交融才能产生好作品。因寄所托还要求“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赋概》），达到“言有尽而音意无穷”（《词曲概》）的艺术境界。
以上是《艺概》中的精华。但是，因为刘熙载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经学家，所以他的文艺批评也不免渗透着浓厚的经学气味。他认为六经是“文之范围”，文学作品只有达到经书的程度才是最高境界，这就不能不说是糟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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