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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昆虫文学在先秦的基础上，有了更丰富的文学意义。例如蟠蚌代表物候意义的进一步拓展，从单纯的物候记载到表达文人惜时的感悟，甚至出现了代表悲秋意绪的作品。蝉从先秦以鸣声、形体、外貌的描绘，过渡到汉代蝉赋的兴起，成为抒情言志的对象。还有汉代“下蚕室”制度的废兴与蚕的文学书写变化，这些都是在先秦时期不曾出现的。
两汉昆虫文学的丰富定型，与创作群体的关系极为重要。统治阶层开始关注昆虫文学，上层贵族、大臣、文士紧随其后，昆虫文学的创作群体得到第一次扩张。例如班昭的《蝉赋》和蔡邑的《蝉赋》，对蝉倾注了满腔的情感，以作者本身的文学才华和显赫的社会地位，推动了后世蝉文学的繁荣。还有《古诗十九首》中的多种昆虫意象、王充在《论衡》中对多种昆虫的科学界定等，都体现出昆虫文学创作群体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昆虫的文学形象在两汉时期不断丰富。例如汉代首次出现了“群蜂酿蜜”的记载，如扬雄在《方言》中就讲到了什么样品种的蜂可以酿蜜，即“其大而蜜谓之壶蜂”。王充《论衡》载：“美酒为毒，酒难多饮；蜂液为蜜，蜜难益食。”一改先秦的毒蜂形象，让蜜蜂的身影逐渐清晰。
蚕在先秦文学中主要是书写其吐丝制衣之功，《说文解字》即载：“蚕，任丝也。”到汉代，蚕的文学形象更为多元，如因司马迁而起的“下蚕室”形象，以蚕生活的“蚕室”作为“宫刑”的代称，他在《报仁安书》中曰：“故祸莫懵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说自己受宫刑囚禁在蚕室里，被天下人耻笑。还有写“蚕食”的状貌，借蚕进食的动作特征，来形容对外征战、对内吞并时的状态，使描写更生动、直观。再如膛娜在汉代的文学形象得到公正对待，汉人并没有像庄子那样一昧地对瞠蝉抱以苛责的态度，《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了齐庄公借对待膛蝉的惜才态度，赢得了天下勇士的归附之心，体现出汉代文人所持的客观态度。
瞠邮枯瘦之形态特征，则被用于书法的特征之上，如崔玻《草书势》中形容书法与昆虫间的神似：“傍点邪附，似膛邮而抱枝。”此外，汉代还有“托骥之蝇”、“青蝇点素的”等意义的增加。昆虫意象的意义在两汉时期定型。在文学的流传与演变中，不同的昆虫所承载的特定意义基本应型，不再发生；大的改变。如“瞠蜘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使膛娜在汉代逐渐定型为规劝君主的工具，见于《韩诗外传》载孙叔敖进谏楚庄王兴师伐晋的故事。
蚂蚁在汉代完成了从被褒赞到被贬低的转变，后来长期处于贬抑之中，如魏收在《为魏孝静帝伐元神和等诏》中形容结私乱党“东西残掠，毒被村坞，扇合峨蚁，终此乱阶，叛恩背德，莫此之甚。”昆虫多重意义的定型，还出现在蜡摔身上，《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中的“寒凉应节至。蜷蚌夜悲鸣。”中第一次直接书写胳膊的“悲鸣”，借蟠蚌言悲秋之情，传递出了游子在外苦困孤零时，对家乡亲人的无尽思念之情。
东汉襄楷在《诣阙上疏》中以蜷蚌自比，说自己虽微贱却依然希望能进谏忠言，云：“臣闻布谷鸣于孟夏，螺蚌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贱而言忠。臣虽至贱，诚愿赐清闲，极尽所言。”意在向皇帝表明人虽微贱而有志于国家的忠心。
两汉时期，昆虫的文学书写从先秦的单一走向多元，从自然现象走向抒情言志，这说明两汉时期的文学意象日趋丰满，己渐增了理性的思考，为魏晋时期昆虫意象内涵与外延的并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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