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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想到，今年是《源氏物语》正式进入大陆的40周年纪念。
《源氏物语》是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001—1008年之间，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描写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风貌，揭示了上层贵族之间的互相倾轧和权力争斗，全面反映了日本平安时期的宫廷生活。
《源氏物语》共五十四回，近百万字，历时七十余年，描写了四代天皇，所涉人物四百多位，其中印象鲜明的也有二三十人。书中人物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中下层贵族、宫女、侍女及平民百姓。故事以源氏家族为核心，前面四十二回描写的是源氏与众女子种种或凄婉或美好的爱情；后十二回以源氏之子薰君为主人公，描写的是薰君的爱情和生活。
从体裁来看，本书类似我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但行文典雅，具有散文的韵味，书中多处引用优美的诗句以及古代中国典籍中的典故，使得本书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气质。而该书以贵族男子源氏及其子的爱情生活为线索，所展示的也是日本贵族阶层的生活，类似于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红楼梦》，只是该书比《红楼梦》早了700多年，因此有日本的《红楼梦》之称。跟《红楼梦》一样，《源氏物语》人物众多，布局宏大，文字细腻，尤其擅长描绘人物的微妙心理和人物相互间的纠葛，展示了当时日本的整个社会风貌。
1974年，台湾译者林文月的全译本最早问世，当时未引入，因此前丰子恺在上世纪60年代已完成全译。据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回忆：“编辑部的先生对此不感兴趣，大包大包用毛笔字写得恭恭正正的原稿，却在编辑室的柜子里沉睡到十年之久。”
直到1980年12月，《源氏物语》全译本第一卷才出版（第二、三卷于1982年6月、1983年10月出版），到1986年5月第三次印刷时，总印数已超25万册。
我国学术界对《源氏物语》的正式研究，乃至普通读者真正接触这一名著，均以1981年为开始。2001年，学术界为此还举办了引进20年的研究会议。
对于《源氏物语》，最常见的提法是“日本的《红楼梦》”，其实它比红楼梦早了近800年。周作人曾说：“（源氏物语）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的‘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代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部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本书作者紫式部本姓藤原）抢了过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作为经典译本的丰子恺译本长期都被文学评论界忽视，因为从一开始就有争议。
周作人曾问负责校阅的钱稻孙，钱说：“只求文意与故事不错，也就算了。”周作人的评价则苛酷得多：“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近见丰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究其缘由，在于丰子恺主要参照的底本是谷崎润一郎、与谢野晶子的现代日语转写本，与谢野晶子又认同“豪杰译”，她说：“勿需一一沿袭原著的表现方法，勿需遵循逐字逐词的翻译方法，以原著精神为我物，敢作译者自己的自由译。”
因此，尽管丰子恺译本流畅生动，语言精美，但没有原著中古日语的味道，故而引起周作人不满。
此外，周作人对丰子恺有误解。1950年，周作人刚出狱，迫于生计，将《儿童杂事诗》交《亦报》，化名东郭生发表。《亦报》找丰子恺配图，此时丰子恺已不甚作画，碍于旧情，还是出手帮助。发表时，画大诗小，似成周作人给丰子恺的画配诗，致周作人的自尊心受挫。且周作人晚年靠在香港媒体工作的曹聚仁到海外发稿、赚稿费，曹聚仁与丰子恺曾是好友，抗战时交恶，可能也影响了周作人对丰子恺的看法。
从普及看，丰子恺译本已成经典，对中国“源学”有开拓之功。但丰译本的缺陷在今天也显得格外明显，丰本重普及，语言模仿了《红楼梦》，所以许多读者是用读《红楼梦》的方式读《源氏物语》，认为它也是以爱情为表，目的是“揭露贵族阶级的内部矛盾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
对此，日本学者铃木修次曾批评：“中国以一流文学自居的人，一直注重在于政治联系之中来考虑文学的存在一样，总爱在某些方面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与此相反，日本文学似乎从一开始就是脱离政治的。”
在《源氏物语》的时代，日本主流文人用汉语，平假名是女性专用，物语也只是闺阁读物。通过小说，紫式部寄寓了身为“第二性”的自我追寻之路——在看似琐碎、无聊的记录中，她努力在挽留自我。她将悲愤、无奈、苦痛、失落，转化成对生命本身的怀疑，即物哀。
紫式部的触景伤情，与当时日本文人在中国文化压力下，无法找到自我的迷茫相激荡，于是，物哀成了“日本性”，被格外发扬光大，形成独特的写作传统：不讲故事，少发评论，只用絮絮叨叨的白描来寄托自己，妙在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的取舍中，隐含了作家的真情感。
只有深入这种细腻，才能被《源氏物语》那微弱但无边的忧郁击中。
精英视野对一个民族的命运，必有微妙的影响。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几乎同时被译介到西方，但《红楼梦》最早的介绍者都是外国人，而将《源氏物语》节译成英语的，却是日本驻英外交官末松谦澄，他得到了德川氏的资金支持。1867年，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参加巴黎世博会，造访英法，引起轰动。翌年《源氏物语》出版，逆转了英国人认为当时日本“如同黑暗的中世纪般愚昧落后”的印象，为亚洲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赢回一城。
末松谦澄在译本的前言中，还特别塑造了两个神话：
其一，它是现实主义小说，与当时英国文学主脉契合；
其二，它是爱情小说，当时英国人也将爱情视为贵族的高贵情感，日本女作家几百年前就能写爱情，成了文明的象征。
有了末松谦澄的铺垫，1925年—1933年，英国著名诗人阿瑟·威利历时8年，将《源氏物语》全译成英文，译本质量极高，使《源氏物语》成了世界文学经典，胡适先生曾读过这一版本。至于《红楼梦》，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有英文全译本。
越深入了解世界，越能更好地表达自己。《源氏物语》堪称文化营销的成功范本，而中国读者至今还无法看到更忠实于原文、更有学术价值的《源氏物语》译本。
好在时光流逝，还有一家出版社愿重印《源氏物语》，为40年节点留个纪念，那就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姚继中译本。
姚继中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代表作有《〈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等。对日本传统文化了解极深，由他亲自翻译的《源氏物语》文笔优美，富有日本传统文化的“物哀”气息，可以说最大化地重现了原著的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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