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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仓皇出逃，在海外漂泊了16年，其足迹遍日本、新加坡、英国、法国、挪威、美国等31个国家。在这16年的海外漂泊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游记等作品，给我们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据郭延礼先生统计，康氏现留存诗歌 1572首。戊戌变法前共计 387 首，不到其诗歌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剩下四分之三的诗歌主要保存在康同璧、康同薇编订，崔斯哲手写的《康南海先生诗集》的后十二卷。
可以说，他的海外诗歌题材广泛，数量众多，多为纪事考史、异国风光、抒写抱负的诗作，更能显示诗人高超的艺术才能。
康氏在论自己诗歌成就时，对海外诗歌也情有独钟。他的海外诗歌描绘了异域政治体制、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器物文明等，显示了海外的壮丽和文明，表露出身处异境壮志未酬的深沉情感。
从城市学的角度去关注康氏对异域文化的选择和体认，更具有时代气息和文化内涵，从中也可探析康氏复杂情感的嬗变轨迹。
流亡者眼中的异域之城
任何城市的性格魅力必须以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依托，否则就会失去根基和特色，难以真实地反映城市的风貌特征，从而湮灭在众多的城市之中。从物质层面上而言，城市中的建筑、雕塑、古迹、自然景观等可以提升该城市的吸引力和知名度。
在海外逃亡途中，康有为创作出了大量以域外城市为描摹对象的诗作，展示了异域城市的文明与发达。异域城市的繁华与文明不仅体现在建筑的宏伟、地标的独特，更体现在城市中器物文明的发达与先进。
康有为对欧美城市的器物文明有一种本能艳羡，他深深地明白，这是一个国家强盛的依托所在。在美洲，他看到美国城市的发达与富强依赖于便捷的交通工具和完善的公共设施；在荷兰，康氏高度赞扬了荷兰造船业的发达。
总之，作者在诗歌中对异域城市器物文明的赞美，一方面给读者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显现出诗人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性体验，另一方面在异域境地反思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它们进行“文化大同”的历史引申。
从精神层面上而言，城市的文明程度与文化软实力也息息相关。城市中的博物馆、剧院、蜡像馆承载着市民的文化教育、咨询传媒等作用，对民众的精神世界起到一种熏陶和净化。在康有为异域之旅的生涯中，他对城市中的戏剧艺术情有独钟。当他到达伦敦，了解到该城市歌剧极为繁荣，便欣然前往，写下了《伦敦观剧，有作海山仙女幽逸如离骚九歌者》。
康有为在十六年的政治流亡中，对于域外的名胜古迹情有独钟，其诗集中的描述超出了同时期其他流寓到海外的晚清知识分子。
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对城市古遗迹的保护程度越重视，则越能代表着该国家和城市的文明发展状况。当康氏游览异域过程中，发现许多域外城市仍保留着大量优秀的古代建筑，从而彰显了这些地域的文明程度。
总之，康有为海外诗呈现了异域城市的建筑、街道、文化、科技等众多的文明景观，让我们领略一个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的域外城市盛景，充分显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城市繁荣、富强的文明图景。同时也折射出诗人对繁华文明城市的向往与艳羡之情。
欧美城市的历史名人
对于城市而言，其历史名人是它们重要的精神财富和道德力量，能够引导民众形成一种凝聚力和号召力，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提高无疑具有榜样作用。
在康有为游览欧美城市过程中，出于进化的历史意识，他认为近代西方的历史名人值得国人学习，可以提高民众对西方社会民主宪政的深刻理解。因此，他的海外诗颂扬了诸多有影响的历史名人。
如当他到达美国后，游览了华盛顿故居，参观了的华盛顿纪念碑，观看了华盛顿点兵处，对这位美国独立战争的卓越领导人表示了深深的崇敬之情，并且由华盛顿的丰功伟绩，联想到自己国家也应该模仿其建国方式，流露出了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
康有为在十六年的海外生活中游历了数十个欧美国家和城市，对他们国家已故的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冒险家的故居、雕塑、陵寝等都进行了瞻仰和拜谒。同时通过诗歌展现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做出的伟大贡献，表达了自己对他们深深的敬仰之情。
在对这些历史名人进行礼赞的时候，作者有意地将一些“民主”、“革命”、“宪法”、“民权”等富有时代色彩的词汇融入进去，体现出作者进步的政治理想色彩。
将这些历史文化名人放到当时历史文化语境中做进一步探讨，将会体会到康氏在诗歌中塑造如此众多的历史名人其用意和动机是大有深意的。
他大力赞扬拿破仑的“雄才韬略”，歌颂华盛顿、林肯为“开美之祖龙”、称许卢梭的“发民约论以攻君”行为，其目的既是对晚清国力凋敝现实的不满和否定，也是对中国“富国强兵”梦想的正面投射。
其实，这些欧美城市的历史名人不仅是康氏诗歌中的个人描摹和再现，更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一种理想化诠释。他力图通过对这些异域民族英雄的颂扬来建立起本国社会群体的信仰物，在重塑过程中体认本土文化的存在，并由此强调了“自我”的文化身份。
在对这些历史民族英雄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再融入中国古典旧体诗的描写元素，从而适应本国群体认可的英雄形象。
因此，康氏所建构的众多历史英雄形象，既是西方历史英雄的代表，同时也是一群中国化的英雄形象；既包含了康氏个人对历史英雄的审美价值评判，又是建立在本国社会心态基础上对于异域人物的集体想象。
文明面纱下的生存困境
康有为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游览了 31 个欧美非国家，对欧美城市的自然风光、科技文明、历史名人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进行了由衷礼赞。同时，通过他对欧美城市的广泛考察和深入了解，在繁荣发达城市的背后也发现了社会中的诸多困境，并在诗歌中进行了客观描绘。
比如，当他到达英国苏格兰的都城爱丁堡，一方面感叹城市的繁华与景色秀丽；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底层民众生活条件之差的困苦，看来英国工业革命在带来城市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劳动民众的生活困顿。
当他到达法国，见到了诸多失地的农民住的是矮小房子，地面潮湿，污浊不堪，在其诗歌中进行了真实描绘。诗中描绘了靠体力劳动 “役夫” 的生活状态，他们吃的穿的都是非常粗劣的食品和衣服，干的是又脏又累的“筑墙”工作，在累了困了时候只能在堤下休息，其生存状态令人堪忧。
诗人对法国大都会波多民众的悲惨状况也进行了客观呈现。这些诗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化的工业革命给当地民众带来的非人待遇，贫富差距过于悬殊。
异域民众的生活困顿只是城市阴暗面的冰山一角，在其他繁荣的异域城市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康氏游览西贡时候，目睹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对西贡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在其《游西贡》中写道：“园林艳丽市楼峻，赋税繁苛刑罚偏”，表达了对西贡民众的同情。
总之，康氏在目睹域外城市文明发达繁荣的同时，也能敏锐地洞察到西方社会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种种西方城市所暴露出的负面问题，颠覆了康有为之前对西方社会充满的美好想象。
旅行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发达文明所掩盖的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以及盗贼猖狂等诸多社会问题修正了康氏旅行前所坚持的西方想象，使得作者的思想更加成熟和理性，从此之后不再把西方世界等同于新文明国家的代表。
异域城市想象中的维新改良梦想
康有为在长达十六年的海外生涯中，游历了三十一个国家，曾七赴法国，八游英国，十一次出入德国，还游历了罗马、埃及、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
虽然这次游历是为了躲避政治灾难，但无疑满足了他年轻时候对西方世界游历的梦想。他在年轻的时候曾接触《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且广览世界地图之后，对近代西方产生了向往之情。
在 1898年之后的十多年居住在异国，虽然没有实现创建新中国的实验。但却在诗歌中建构了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域外城市，开阔了国人的狭隘视野，拓展了时人对外部世界的重新认知。
康氏诗歌中所建构的异域城市是文明发达、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域外景观。他在诗歌中营造了众多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的城市景观，但所建构的异域城市并非仅为满足国人视觉上的文明冲击，也并非是为了自己游山玩水，其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动机。
本质上而言，康氏通过考察各国城市的得失是为了探求自己国家的富强之路，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康氏通过游历各个城市，了解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不仅仅在于经济的强盛，也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完善、科技文化的发达。同时，康氏在展现域外城市文明古迹的时候，处处不忘自己国家和民族，怀着强烈的民族进取意识。
作为一位晚清社会改良派的先锋人物，康有为在诗歌中建构异域城市之时，始终充满着拳拳的报国之心和政治抱负。
无论是在展现异域城市的秀丽景观，还是介绍其科技文明，我们都能感受到诗歌背后怀着强烈的建立“大同社会”的愿望。
因此，康有为在诗歌中展现异域城市的变迁历程、国家的崛起之道以及政治体制完善的时候，从没忘记寻求中华民族富强之路的初衷所在。
他对西方城市由衷叹服与赞美，对文明面纱下堕落与不公的谴责，以及对面临存亡绝续的中华传文化的焦虑和依恋，往往蕴藉在城市建构的过程之中，时而兴奋，时而愤怒，时而忧伤，充满着矛盾而复杂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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