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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服所采取的上衣下裳形制，上面所绘制绣缝的各 种图案，都是这种理想的折射，追求的是“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和谐状态，以及在这种和谐状态下才可能出现的“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的美好生活境界。服装的形制和图案形象地反映着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美好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关系的服饰也会是当时最令人欣慕的“美服”。从冕服繁杂多样的色彩和纹样图案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对多样统一，这样一种高水平美学规律的认识。
根据出土文物绘制的冕服彩图，上面的颜色达16种之多，如果再加上与冕服配套使用的“冕冠”和“冕舄”的颜色，穿着这种服装的君王，通体上下的各种色彩可达20种之多。这么多的色彩同时出现在一套服饰上，而且要产生美的效果，需要多方面的设计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正如色彩学家所指出的，不管是在绘画还在构图设计中，色彩越复杂绘制者就越难以驾驭，需要调动的相关能力也就越多，从而也就越能表现出设计者的审美创造水平。那么，冕服上的众多色彩又是怎样处理安排，才达到目前这样一种美学效果的呢？
“玄衣獯裳”表明了冕服是由黑和绛黄两大基本色块构成的，从色彩学理论看，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明度和色调上都形成强烈对比效果，形成的反差是很大的，如果单用这两种色彩，上衣下裳很可能产生相互无关的生硬感和截然分开的断裂效果，影响服装的整体性。但是，从冕服的图片资料上我们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感觉。原因是，在“玄衣缥裳”之间的“革带”下，悬挂着一条朱黄色的宽型饰带一“ 蔽膝”。历来的研究者多着眼于“蔽膝”的伦理价值，将其视为古代帝王将相崇祖怀旧的一种见证。这当然符合“蔽膝”这种服饰配件的原始意义。但是，在帝王身上，“蔽膝”的意义又得到了升华。从“蔽膝”所处的部位以及色彩来看，它还对冕服的整体穿着效果起着不容忽视的实际美化作用。
比如，“蔽膝”正好处在“玄衣缥裳”之间，是一段很好的“过渡带”;“ 蔽膝”颜色朱黄，基本上处在“黑”、“黄”两色之间，对上黑下黄的服装颜色既可以起到冲淡作用，也可以起“过渡色”的作用，面对冕服上丰富多样的彩图，我们之所以不会因为色彩上下对比而形成生硬感，也不会因为色块太多而感到混乱，可以说与那条看似多余的“蔽膝”有直接关系。另外，冕服上12纹章的安排也有讲究。绘于上衣的日、月、星辰尽管与黑色形成反差，绣于下裳的粉米、华虫、黼黻、藻、山等也和绛黄形成对比，但是，由于这些图案在形态的大小和位置分布上都比较合理，(像体积的尺寸大小，图案的对称分布等)使这12种颜色不但没有给人零乱之感，反而相互呼应，构成浑然一体，与整个服装的底色交融在一起，对增加服装的整体美学效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体现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去创造服饰美，从多种对立因素的统一中创造服饰美，这是中国服饰美学思想中最为精彩的内容之一。既很好地运用了美的形式方面的规律，又在不损害服饰的基本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表现天子的威严，可谓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当然，在等级森严，服饰已经成为辨别贵贱等差标志的社会环境里，这些形式美的因素也只有在遵守礼规等级的前提下，在“为礼以奉之”的原则中，符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金科玉律时才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比如，根据当时的服饰礼仪，12章纹只能完整地出现在天子的冕服上，王公贵族是绝对不能这样使用的。当然，为了区分等级，他们穿着服装上的章纹也有严格规定，如按照公侯等级，“公服”只能用九种图案，史称“九章”;“侯服”只能用七种图案，史称七章；“子男服”只能用五种图案，史称五章；卿、大夫的官位最低，服装上只能用三种图案，史称三章。
没有官位的平民百姓衣服上是没有任何图案的，这些是周代以前的情况，到了周代，天子冕服上也出现了九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服礼规矩的放松，而是因为原先所用的日、月、星辰三种图案被画到了旗帜上，所以才不能再用于冕服。总之，先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这种注重服饰伦理道德意义，把社会意义置于形式之上的服饰美学思想。这与当时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有关，更是早期中国美学中“美”、“善”同源思想的直接反映。像古希腊柏拉图所说的“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所产生的快感”思想，以及在这种注重感官文化背景上形成的“以露为美”的斯巴达服饰，在先秦时代是很难产生的。尽管先秦时期非常看重服饰与自然的关系，甚至把自然之美作为装点服饰的主要依据。但是，绝不会像希腊人那样对自然界的色彩、形体、结构等因素进行梳理分析，并对服饰的款式、花色等进行更加符合人体需要的安排。
虽然在先秦诸子的言论中也时常出现对服饰的赞美之词，但是几乎都没有能够超脱伦理道德的窠臼，从服饰与人体的关系，从服饰给人的视觉快感等纯形式的角度来谈问题，仿佛服饰的美丑不是最终取决于服饰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最后裁定。强调服饰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使得中国古代服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美学思想都具有强烈的严肃性，形成鲜明的时代特点。同时，能够时刻把穿衣戴帽作为一件关系人品、地位、身份的大事来对待，考虑着装的社会效果，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好传统。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倾向又使得中国古代服饰美学思想中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常常因为注重理性精神而忽视对服饰自身规律的研究，在伦理道德统帅下，服饰自身的美学规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处在从属的地位上。即使是在各个朝代流传下来的服饰制度中，我们也只能看到根据等级规范所制定的种种戒律清规，几乎看不到关于服饰式样、材质，尤其是制作工艺方面等技术方面的内容。
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服饰一直很注重从前代汲取精神营养，在一脉相成中保持服饰的正宗地位，而不太注重服饰自身规律的研究，显然又制约了服饰在继承和发展中的突破与创新。比如在中国古代流传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的“深衣”就曾在学术界引起过旷日持久的争论。
《礼记深衣》中说：“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
这里开宗明义的是“深衣”的制作一定要“应规矩”。至于如何裁剪，造型做工，长短尺寸都没有具体说明，一句“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的粗略勾勒，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至于“续衽钩边”的意思更加含混，“衽”的所指是什么不明确，后人有的解释为“衣襟”，有的释为“袖口”。 于是，在“深衣”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只能靠“依样画葫芦”的办法相互学习，很难或几乎不可能依照图纸，按照严格的工艺流程来制作。这种情况不但会影响制作过程的规范性，而且，在这种服装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人们也很难再有根有据地按照当时的工艺制作出“深衣”。随着历史的变迁，关于“深衣”的做工乃至形式问题也和语焉不详的文字一起成了谜团，竟然还引起-场由汉至唐，由宋至清，长达千年之久的马拉松式的争论。
参考资料《中国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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