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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振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 所长
“智库”（Think Tank）始于欧美，盛于当代，提供独立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影响政府决策，吸引公众参与。“二战”前后，以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等为代表的智库纷纷崛起，为影响各国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决策的“第四力量”。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组（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显示，2018年，全球智库8162家，其中，欧洲2219家（27.2%）居第一位，北美洲1972家（24.2%），欧美智库数量占全球半数以上。从国别看，美国智库数量最多，达1871家；中国第三，达507家；英国、阿根廷321家、227家。
目前，国际上专门从事海洋领域研究的专业性智库较少，仅有日本海洋政策学会（Janpan Society of Ocean Policy，JSOP）、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OPRF）等少数智库，欧美涉及海洋政策研究的智库多为综合性智库，海洋政策研究与咨询只是智库研究的一个分支，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兰德公司、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国际著名智库，均是综合性智库，研究领域主要是国防军事、政治外交，与海洋领域相关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海洋国防、海洋能源等领域。
现在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既然海洋智库这么重要，为什么世界上海洋专业智库数量如此之少？二是深圳是不是到了建设海洋智库的时点期？三是怎么建？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1、欧美是把陆海利益绑定在一起的，在商事方面提供了包括海事仲裁、司法等众多公共产品。2、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以国际法形式来确立基于规则的秩序，以解决主权国家间海洋边界、全球海洋生态等问题，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但其起草制定过程有智库机构介入。3、人类的主要生活空间在陆上，对世界的关注顺序是先陆后海，对海洋的关注顺序是先了解再规范，因此长期以来，海洋智库研究附属于海洋科学研究，或者说海洋科学研究给海洋智库研究提供了基本素材。
那么，深圳是不是到了建设海洋智库的时点期了？回答是肯定的。欧美在长期的海盗、海商、海军、殖民、工业革命、全球贸易实践中，已经把海洋伦理、规则、制度等内化到国家包括政策法律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掌握着全球海洋秩序制高点。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依托海洋智库构建规则和话语体系是绕不开的坎儿。
接下来，怎么建呢？
01、探索建设模式。“平台”与“研究”功能并重，注重平台效应，引入战略合作方（资本、涉海企业、研究机构等），集聚海洋创新人才、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要素，打造专注海洋政策研究与咨询的顶尖智库。世界上顶尖智库都经历了较长培育发展期，深圳既然有志一流，就急不来！
02、拓宽资金渠道。构建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包括政府资助；委托研究项目经费；个人、基金会、企业提供的社会捐赠；会员费、智库出版物收入、会议活动费、场地租赁、投资收益等。组建一支海洋智库发展基金，统筹管理社会捐赠赠款。
03、建立治理结构。最高权威归理事会，下设学术顾问委员会、研究部门和职能部门。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保持问责和维持公众的信任；学术委员会由著名专家学者等组成，参与审议研究项目，为研究工作提供咨询支撑；研究部门主要由专职研究人员和特邀研究员组成。
04、构建运作机制。在挪威、休斯顿、伦敦、新加坡等全球海洋城市建立分支机构，构建面向全球的研究网络。与国际相关海洋机构组织开展合作研究、国际会议研讨、学者互访等活动。建立面向全球的人才吸纳与交流合作机制。
05、加强议题设定。
以全球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学技术、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海洋污染、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海洋新能源）等为重点，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升在全球海洋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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