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全球，让世界经济陷入停摆，各国都纷纷按下了暂停键，这在近百年来的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走出了疫情的"阴霾"，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推迟三个多月的全国两会也已胜利召开。但由疫情引发的关于人类文明走向和全球治理等问题才刚刚开始。疫情期间，"中国之治"、"中国方案"、"中国范式"、"全球治理"、"人类文明走向"等话题，在理论界、政界等高端精英群体中一时成为热点话题，作为专门研究中国范式和人类新文明体系达二十二之久的中国顶层智库拓维智库及其创始人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原创研究者王毅先生迅速纳入人们的视野。为此，一些国内知名的学术大家、全国两会代表和媒体大咖等在全国两会前后纷纷与中国顶层智库拓维智库创始人、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首都高校博士团首席专家王毅院长就后疫情时代的国家治理、社会重建、中国范式和东西方文化比较及人类未来文明走向等系列问题进行论道或者视频连线对话。两会前夕，有关部门舆情与信息安全总局负责人、新华社原内参总编杨兆波先生在北大南门中道讲习所与王毅院长就后疫情时代的重建与发展等系列问题进行探讨，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凤凰网等境内外一流媒体纷纷报道。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荣誉院士、意大利达芬奇理想博物馆名誉研究员丁方教授亦来到北大南门中道讲习所与王毅院长共话后疫情时代的文明走向。双方就"后疫情时代的人类文明走向"、"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必要性"、"东方文艺复兴与中国精神和中华文化"、"中国式文艺复兴的主体内容"、"中国式文艺复兴的解决之道"等五个主题进行了近五个小时的对话。
一、后疫情时代的人类文明走向
王毅院长认为："突如其来并迅速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世界政经形势发生剧烈变动，动荡源和风险点陡然增多。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全球治理结构中现存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国际秩序遭到巨大冲击。通过此次疫情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一件事情——人类的文明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拐点。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这是一个转型变革的时代，当今世界，正值新旧文明交替之际，亟待建立一套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华文明在应对这次疫情的过程中，展现了其强大的体制优势。然而，某些西方国家依然对此视而不见，借此疫情，打压中国。而国内的某些"公知"也大力诋毁中国体制，否定中国。的确，我们的治理体系存在一些短板。我们的体制具备动员能力强而预警能力欠佳、办"大事"能力强而办"小事"能力欠佳、执行能力强而原创能力欠佳等特点。我们的制度虽没那么好，但也没那么糟，至少不比已运行几百年之久的西方制度差。因此，后疫情时代我们要"查缺补漏"，推进我们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
此次疫情不仅让我们清晰地看见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与此同时，我觉得这次抗疫也像是一场中国式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这次抗疫唤醒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价值观，像是一次思想启蒙，中国人正在出现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精神的新觉醒，我们变得更加自信了。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纷纷涌入中国，思想解放、权利保护、个体至上吸引了无数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这些源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思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贡献了积极力量，填补了当时中国人民空白的精神空间，自由民主的思想充斥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当中，我们觉得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在与西方的交往中缺少自信，特别是缺少文化自信。这是因为源于中国本土的文化没有与外来的意识形态完美的结合起来，甚至被压制，进而被削弱。西方想通过这种"文化入侵"的方式来同化中国人，使其产生文化认同危机。今日的"一国两制"方针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为什么香港回归23年依然未完成"23条立法"？为什么香港"修例事件"持续至今？这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文化认同，不认同中华文明。为此，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我认为立法是必要的，这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践行"一国两制"方针制度体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但从长远来看，我们更应该从文化层面着手，建立中国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港澳台问题。
追根溯源，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自信。但近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治国理政思想重塑了中华文明的根脉，将源于本土的文化传统和外来的意识形态有机地结合起来，平衡了政府与市场、稳定与改革、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国人变得越来越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在此次疫情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每当国家有难时，那些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文化特质就会凸显出来。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上半场暴露了我们制度的一些局限性，下半场凸显了我们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每当国家有困难时新型举国体制就会发挥巨大作用。新型举国体制点燃了中国精神，为什么中国可以在一次次苦难中浴火重生？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传承至今的古老文明？为什么每一次危难中总会有人挺身而出，逆行前进？因为中国精神。它从遥远的时空而来，一直支撑着华夏民族的未来。中国社会有时看似已是"信仰崩塌"，但在危机时刻，我们"舍己为公"的民族魂总是会庇佑着我们。在这次危机之中，逆行者们正在"以命相博"来保我们平安。如八十四岁谈到武汉眼中饱含热泪，在前往武汉的高铁上疲劳入睡的钟南山院士；如那些"白衣胜雪"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其中很多是曾被认为是"崩坏一代"的90后。这些人组成一道道人墙，用自己的生命在捍卫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他们之间并不认识，但却像亲人一样互帮互助。连接他们的不是宗教信仰，不是血缘亲情，而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血脉当中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延续的秘密。因此，我说这次疫情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起点，后疫情时代这种中国文化会全面的复苏。拓维智库这22年来也一直在致力于中国的文化复兴。拓维智库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以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目标。"士人"与"书生"传统是我们的精神，"中国知识体系构建"是我们的使命，"成为中国软实力崛起的一代脊梁"是我们的抱负。为此，我们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准备、实践准备、人才准备和平台准备。
其二，后疫情时代中国文明将给这个世界以独特的贡献，人类新文明体系和新全球治理体系将以此为起点。中国通过建国七十周年的发展，对世界的贡献正在从器物层、制度层逐步递增至文化层。事实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大致形成了九大文明体系，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植根于中华文明又吸收了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犹太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西方文明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主导的文明体系。不可否认，西方文明为世界各国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可选择之路，为维护全球秩序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的经验也不过是一种"区域实践"。其固然有可以普遍推广的一面，而很多层面则需要与各国的历史传统与实践现实相融。西方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此次疫情更加凸显了西方文明的某些"弊端"。西方现代性的致命弱点已然显现，当今时代的种种危机，都与西方的思维范式有关，种种"个体中心主义"已让人类陷入困境中。如，与集体相对应的"个人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社会的矛盾；与人类相对应的"民族中心主义"导致了各种文化冲突；与自然相对应的"人类中心主义"则导致了生态危机。
因此，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在反思西方文明带来的发展弊端的基础上，构建人类新的文明体系。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除了以西方文明为载体的西方现代化之路外，至少还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另一条现代化之路。我们认为，作为世界唯一一个五千年文明延续的国度，中国面临着成为人类新文明的区域试点的历史机遇，这个试点的名字就叫"中国梦"。这个试点是两千五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产物，届时，他将诞生与当今西方世界不同，但会至少与之并列的另外一套文明范式。在西方分解式思维范式之外运用中国系统思维范式，在西方话语体系之外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在西方知识体系之外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在西方式民主之外构建中国式民主。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创新与创造，而且深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包含着中国关于现代化的诸多探索与实践，并且指向于人类的未来。
今天，我们已经成功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而如何解决"挨骂"问题就显得迫在眉睫。我们必须要向世界释放我们的善意，阐述清楚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阐述清楚中国崛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在经济崛起之后，提升我们的软实力，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营造良好的大国形象。"
丁方教授高度赞扬了王毅院长的有关东西方文明的观点。他认为："后疫情时代中国要从一个地域文明走出，参与到更广泛的世界文明的构建过程当中。一个半世纪以前是"西学东渐"，今后人类文明的走向很有可能是"东学西渐"。我们不能再简单地以借鉴西方、勇猛奋进式的"无根的变革"为主了，而应该更加关注东方历史传承性的创新，寻求东西方深度对话。"
二、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必要性
王毅院长从中国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文艺复兴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指出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国在教育领域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文社科领域我们几乎全部采用的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我们的大学教育，无论是对本科生的培养还是对硕士、博士的培养都是以西方的知识体系为重，缺少本土化的研究。这样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乃至指导中国社会，最后发现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现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因为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基础薄弱，其理论体系大部分是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二是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各学科之间处于割裂的状态，缺少最基本的常识教育。学政治的，可能不懂得经济常识，而学经济的可能对社会常识了解很少。这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的专家很多，但系统家很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要培养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对中国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理解和实践经验的学者。对此，我们要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它的底层是中华传统文化，它的中层是中国范式和中国话语体系，它的高层是整个人类的文明体系。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百年多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以谦虚甚至是匍匐的姿态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对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致使我们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文化自卑"和"体制自卑"的心态。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百年后的今天，必须要进行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十分必要，这不仅仅有利于构建我们的知识体系，而且将会对整个人类的文明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产生积极的作用。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的梁漱溟曾说过：人类文化的未来趋势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同样，在目睹和洞察了世界的危机之后，很多智者也都认为"世界的解答在中国"。80年前，大哲学家罗素曾预言，中国将给人类以全新的希望。30年前，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中国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将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并预言中国文明将统一世界。而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李约瑟博士则说，只有用儒家思想才能解救西方的科学危机以及人文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则认为"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明将在后疫情时代给人类的文明走向注入新的动力。英国首相邱吉尔有一句名言："宁可没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文化是一个民族之魂，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通常由其文化的底蕴支撑，欧美国家在文明上的遥遥领先，源自五百年前兴起的文艺复兴。中国虽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但依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因为我们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因此，后疫情时代中国应该率先在文化领域复兴。后疫情时代，人类的文明将面临更大的考验。不仅仅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等问题，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多方寻找解决之道，而文艺复兴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人类文明的走向指出方向，提供解决之道。在此基础上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内建构"三重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和人和谐、人与自身和谐)与"五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三和五治"的社会"。
丁方教授对王院长关于中国教育的弊端的看法感同身受，并高度赞扬了王院长对中国文艺复兴必要性的独到见解。丁方教授说："确实是这样的，我赞同你的观点。现在的教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缺少学术上的原创，专心做学术研究的人很少了。中国在教育领域应该推行文艺复兴。从表层看，文艺复兴是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但实质上，它是一场"创新"远远大于"复兴"的思想文化运动。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汤一介也曾说："以历史的经验预测未来，21世纪初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前夜。"走向世界的中国如何重塑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重新确立自身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而当下，只有学者型艺术家才能承担构建文艺复兴高峰的使命。因此，最为根本的还是在教育，我们应按照"学者型艺术家"的目标来进行新型人才培养，特别是综合大学的艺术学院，应发挥综合学科优势，培养知识结构打通文、史、哲，涵盖艺术学下各学科的综合性人才，如此才能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成为实施东方文艺复兴伟业的参与者和践行者。"
三、东方文艺复兴的源头与中国精神和中华文化
王毅院长在谈及东西方文艺复兴的源头时指出："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源头应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稷下学宫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奠定了今天的中华文明的根基。稷下学宫是人类文明史和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支撑的坐标。天下学术，皆出"稷下"。这是中国文明史的奇迹，更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迹。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是我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和智囊机构。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在最兴盛之时，云集了儒、道、法、农、名、兵、阴阳等各家各派有影响的学者，如孟子、荀子、邹子、慎子、申子、淳于髡等等都曾在这里讲学，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带来了人类文明的道道霞光，点燃了激情岁月的想象和期盼，形成了中华文明百家争鸣的格局。我们的祖先或许未曾料到，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稷下学宫孕育的思想光芒，经历了百家争鸣，散播成中华民族的气度和风骨。
因此，我们的文化基因在那里，稷下学宫也就必然成为今天中国文艺复兴的源头。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在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时至今日，中国的文艺复兴到没到来呢？我觉得还处在萌芽的状态，具体表现就是新儒学和全球孔子学院的兴起。当然了，这还远远不够，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经过董仲舒改良后的儒家文化，已经或多或少的失去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变成一种权术、权谋的思想。此后，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的解构，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魂"。中国文化不仅是梁漱溟断言的早熟的，同时也是早衰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宋代时达到了巅峰，但"宋明理学"之后就完全教条化，理学的自我修养信条转化成广大民众的一种现实的社会伦常，沦落为扼杀人性的软刀子，造成了"文化早衰"。而新文化运动的斗士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所批判的正是这些类似"三纲五常"的压迫人的教条。思想家张申府曾喊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要重构中国文化，也就是我们说的进行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丁方教授对王毅院长提出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源头是稷下学宫"的观点表示高度赞同，并针对以中国文艺复兴为核心的东方文艺复兴与中国精神和中华文化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说，"东方文艺复兴"的历史根源来自于中华民族迁徙史。中华民族迁徙史是一个跨越数万年的历史时段，中华先民们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地理穿越，历经数万年艰苦卓绝地穿越了苍茫荒芜的高峻山脉，反复历经聚合、流散、淘汰、湮灭。从原初的历史根源来看，5万年的迁徙史是中华民族的完整历史，而不仅仅是5000年，更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1000年的传统水墨画历史。"复兴"二字，意思是找到原初的根本才能真正把握住复兴的契机，如果没有追根溯源，这种复兴就是可疑的。中华先民迁徙历程的艰辛磨难，形成一条贯穿在中华民族数万年生存尺度中的铁律，它转化为一个根深蒂固的血脉气质，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精神"，这种中国精神正是"东方文艺复兴"所追求的真核。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使这一古老的精神气质走失了，就须赶紧找回，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继续前行的最为珍贵的精神动力。丁方教授进一步阐述到，我们应把中国自然地理的沉雄伟大转化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判断和精神气质。就自然地理而言，中国/亚洲要比欧洲强得多，而且比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强得多。阿尔卑斯山——欧洲第一神圣高度，阿空加瓜山——美洲临空绝顶之峰，乞力马扎罗山——在非洲独执牛耳，但它们在亚洲那些伟大山脉与晶莹雪峰面前皆是侏儒，这是自然地理的客体"比较"。对于文化工作者，其使命就是对客体进行精神、价值和意识的转化，转化为人类对于世界万物在价值判断和精神气质上的"比较"。以中国自然地理之沉雄博大，应该写出人类最伟大的史诗——不管是绘画的史诗还是文字的史诗。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育成长出与之相配的美学体系？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也是中华民族在艺术美学方面的一个弱点。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弥补这一点，而弥补的最好方式就是复兴。
丁方教授深情地说，"东方文艺复兴"正是顺应"千年轮回"的历史性回应。立足于大历史的视域，东方文艺复兴是"千年轮回"，争取第三个千年回到东方并争取复兴在中国，这也是一种历史性的伟大回应。希罗多德说："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东方古代世界"。确然，公元前数千年是东方的，第一个千年也是东方的，直到第二个千年才逐步转换为西方，第三个千年必将再此转移；而争取第三个千年回到东方最直接有力的方式就是"东方文艺复兴"。"东方文艺复兴"追溯并重新发扬中华民族数万年积淀的血脉气质，挖掘中国精神的远古根基，把中国山水中蕴藏的"神圣能量"进行当代转换，把原本属于东方的"神圣之光"(后来被西方广泛运用和大力弘扬)，重新引入中国大地。丁方教授认为，"东方文艺复兴"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的腾飞，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在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理想的感召下，作为艺术领域的践行者，我们需要有一种文化层面的认知，即需要持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追本溯源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并积极思考在当代中国如何完成价值转换。"东方文艺复兴"将对古代东方五大精神文化高峰进行综合研究，并以中华民族迁徙史为发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整合并提出展现东方美学、精神和价值观的文化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精神文化部分，将在"东方文艺复兴"历史进程中找到自身的定位。
四、中国式文艺复兴的主体内容
我们一直在呼唤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那么，我们要复兴什么呢？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包含哪些内容呢？对此，王毅院长认为："中国式文艺复兴的目标是要构建人类思维范式的阴阳和合。西方文艺复兴它走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构建了分析思维范式；而以中国为引领的东方文艺复兴，我们要回溯整体思维范式的本源。西方文化阳刚、东方文化阴柔；西方文化注重个体、而东方文化强调集体；西方文化主张还原、而东方文化则看重系统。"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复根的世界才具有丰富性、多元性与稳定性。一个单极、单向度的世界是扁平而不均衡的。更毋庸来说，而此时东方的体现在"天人合一"等理念之中的系统思维范式则正好对当今世界有相当的补益之效。
百年了，中国文化在经历"大破"之后，该怎样"大立"？"立什么"？我在十年前曾提出"文化强国三部曲"："文化解构与文明觉醒"、"文化繁荣与民族复兴"、"文化融合与文明引领"。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我们是"文化解构与文明觉醒"的话，那么经过一百年的奋斗，以"五四百年"为标志，我们已经到了"文化融合与文明引领"的阶段。我们需要进一步来"创新"与"创造"，拓展我们的"思域空间"。这绝不是盲目的复古，也不是简单的模仿，我们需要的是一场"中体西用马相"系统融合后的全新创造。我们必须要产生新的范式，这将是一场全新的"发现"与"发明"。正如，2019年9月21日拓维智库召开的"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建国七十周年与中国国民的主体担当"的研讨会上我所说的那样，"现在最急迫的第一个是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第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而制度的背后是机制，机制的背后是体制，体制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思想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这20多年来，做的是体制背后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文化研究。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研究对于别人来说是课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使命"。
从广义上来讲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学艺术上的复兴。更应该是关于人类的文明发展、人类文明的走向、全球治理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中国的文艺复兴才有意义。而中国文艺复兴的内核绝不仅仅只是儒家思想，孔子学院也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精神。中国的文艺复兴至少要包含，儒家的人文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天人合一思想，佛教的平等、慈悲思想等。当然，也要包含人类这五百年来的现代文明成果以及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总之，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要有效吸纳东西方人类历史上了的一切文明成果。
丁方教授说："中国的文化复兴，首先是传统文化的振兴，即儒、释、道传统文化，而且一定要追本溯源。要把中国后来没有受到封建王朝侵染的，原始的儒家、道家、佛家等精髓解释注。儒，应该是原儒及儒学原典；道，应该是原道及儒学原典；释，当然也应该是原初佛教及佛学原典。
其次，中国未来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由中国来引领东方文艺复兴。而东方文艺复兴狭义上是指复兴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未曾直接相遇的波斯、印度和中国三大东方古代文明，广义上则是指轴心时代五大精神文化——希伯来、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西方文艺复兴的过程，实质是西方的蛮族人，通过罗马帝国的驯化，把它原来的北欧传统全部扔掉，然后改造成两性文明的传统，载体是信基督教，接受希伯来和希腊的传统。然后凭借地利而将地中海古代文明精萃—埃及、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的爱琴海，以及安纳托利亚和伊朗高原以东的里海、中亚、南亚等古代文明，连同拜占庭与伊斯兰文明域包容在内,一并吸收，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世界主义"思想为标志的新型文明。因此，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复兴，也必须同时吸收轴心时代那几大文明的精华，甚至包括伊斯兰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精华。中国文艺复兴的过程应该是，首先在中国文化域—这一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单元肇始；然后是对波斯、印度、中国三大古代文明的复兴；再就是扩展到希伯来、希腊、波斯、印度、中国整个东方古代文明的融合与复兴；最终将伊斯兰文明、欧洲文明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所有的成果精华整合于一体，进行史无前例的融汇贯通与转化创新。"
五、文艺复兴的解决方案
最后，双方就中国文艺复兴的解决方案展开了交流。中国式文艺复兴，具体应该怎么做？王毅院长作为中国范式原创研究智库的创始人，他结合自己二十多年来在中国范式和中道思想理论体系等方面原创研究积累和智库建设经验谈到："我们需要的是一场"中体西用马相"系统融合后的全新创造。中国式文艺复兴，首先需要在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和中国知识体系等方面的系统构建构建，中国式文艺复兴要立足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上，而不是一直沿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这样中国式文艺复兴才有出路。话语体系背后是知识体系，而中国知识体系需要原创，前提是要对西方知识体系要了解，对西方各种学科了解，而且还要通晓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同时还要对中国各类社会实践很熟悉。二十多年前，我们的智库和首都高校博士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
王毅院长认为，现阶段解决中国文艺复兴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中国知识体系的系统构建和全面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构建全产业链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对此，丁方教授高度赞同，并提出双方可以在文化产业等领域展开合作。
王毅院长说："怎样进行中国的文艺复兴，拓维智库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思考并积极实践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拓维智库20多年的发展历程，明线是一部中国独立智库的成长史，暗线则是一部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探路史。为此，我们用了20多年在做关于中国式文艺复兴理论、实践、人才和平台等四个方面的系列准备工作。
第一，理论准备。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并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建构一套至少包含着新的哲学体系、新的历史观以及理想社会模型等宏大命题在内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拓维智库正在为此而努力。理论层面我们一直立足于对中国道路、中国知识体系和中国范式的原创研究。我们提出了"中道思想理论体系"，构建了"人类新文明理论体系"。二十年前，我带着一群北大、清华等首都高校的博士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跨学科研究小组。形成了包括哲学思维范式、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弘毅人生自控工程体系的很多思想。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国问题研究的国家智库队伍，形成了拓维学派，致力于人类新文明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目前，原创的人类新文明体系系列丛书正在出版当中。包括，《人类新文明宣言：第二轴心时代的整体跃迁》、《信仰密码：生态文明时代的伦理价值总纲》、《中国大转型：人类新文明坐标下的中国梦体系建构》、《新三十年的公共治理选择》等。
第二，实践准备。我们一直坚信，中国的文艺复兴必须要落实到实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不仅仅解释世界，重点要改变世界。拓维智库的使命也是如此，不仅仅是进行前瞻的理论研究，还进行落地实践。不仅仅影响这个社会，还要实实在在的改变社会。为此，我们进行了一系列"人类新文明模式"的社会实验。
1998-2000年我们在闽南进行的非公经济党建和基层党建的社会实验，其目的是要将国家政治文化与非公经济企业文化融合，形成新经济先进文化体系。
1998-2009年我们在福建打造的"海峡战略三部曲"的社会实验，是为了从文化层面上解决当时的台海危机，探索一条从经济、到文化再到政治，促进台湾统一大业和海峡西岸经济发展。
2010-2012年我们在山东省胶东半岛某市做了一个"国家伦理体系"与"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的社会实验，是基于当前中国的信仰缺失和道德缺位问题，推动一场社会重建和道德重塑运动。
2014年至今进行的四川"量服"公共治理的社会实验，是为了探索新时期如何保持中国长治久安，如何精准地为人民服务，如何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思考。
2015年至今进行红旗渠样本社会实验时，我们的初心有二：一是将林州打造成中国道路三个三十年的样本与典范，让林州成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相互融合的范本；二是如何以红旗渠的"信仰之水"浇灌信仰空心化的中国。
以上五大社会试点示范工程，均不同程度地获得了中央高层的肯定和关注，从而为我们"最先一公里"的原创研究和"最后一公里"的人才培养和平台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素材。
第三，人才准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的觉醒。要进行中国的文艺复兴，不仅仅需要进行理论研究与社会实验，更需要启民智，培育一批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人才。为此，我们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成立了跨学科研究小组。在2003年联合北大、清华等首都知名高校成立了首都高校博士团，并于2012年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大学海峡博士后孵化基地，进行跨学科人才的培养。近些年，还创建了以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院为参照，以岳麓书院和松下村塾为楷模的拓维智库书院。制定了大学生梦工厂培养计划，进行创新人才和"大师幼苗"的培养。
第四，平台准备。拓维智库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以咨政决策和顶层设计为核心的1.0时代和以原创研究和社会实验为内核的2.0时代，现在正在进入以平台化和产业化等"四化"为特征的3.0时代。我们将重点进行平台的搭建和产业的落地。在平台搭建方面，我们在2019年9月21日举行的"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建国七十周年与中国国民的主体担当"高层研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道讲习所"。主要是进行"中国范式与中国道路"的研究以及传播。其中，"中道"三层含义，一层是"中庸之道"的中国哲学思想，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精髓。我们认为，中国道路最核心的内涵就是中道；二层是构建一条西方现代性之外的东方现代性之路；三层是从百年中国梦之三个三十年的角度，若是说前三十年偏左，后三十年偏右的话，那么现在新三十年必须"非左非右"，"超越左右"，这样才符合正、反、合的历史逻辑。
目前，拓维智库正在推进智库基地建设以及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文艺复兴的解决之道重点是进行产业化，打造标杆性的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的最好载体是智库基地。为此，我们在全国共布局5个智库基地，涵盖中国东、南、西、北、中，辐射中国最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并且利用我们十八个海外工作站同步在全球进行智库基地布点，沿着“一带一路”布局，推动沿线产业发展，打造文艺复兴领域的一带一路。现有我们已与巴基斯坦政府达成初步意向，参照中国特区经验，拟于伊斯兰堡建立一个"中国特别经济区"，帮助中国产业企业集群跨境发展。而在国内，我们的西部智库基地正在成都加紧筹备中。日前，国家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更为我们筹建西部智库基地明确了方向。"
丁方教授非常认同王毅院长提出的"以原创研究和文化产业带动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称王院长找到了一条真正能够解决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走的很远。同时，丁方教授也与王毅院长就文化产业、智库基地等相关领域达成了合作意向。丁方教授指出："我们可以把文艺复兴的崇高理念落实到具体的举措上，落实到文化产业上，真正开启中国引领的东方文艺复兴之路。具体而言，我觉得，我们双方可以依托各自的优势，在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一带一路”文化实验室、艺术技术学学科建设、文创产业链以及文化人才孵化等方面展开合作。"
经过深入交流沟通，双方共同决定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深入合作：第一.双方以推动"科教融合"和"艺术与科技融合"为宗旨，共同推动艺术技术学一流学科建设，共同开展国家部委等课题研究；第二.双方以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和"中国国际话语体系"为战略目标，以"首都高校博士团"和"首博智囊"等为载体平台，组织相关学术活动，为地方省市政府提供相关智囊服务；第三.双方通过共同推动丝绸之路国际联合实验室暨技术转移中心的建设，打造产教融合实践样板。
最后，丁方教授认为"东方文艺复兴"应致力于从"人类文明的高度"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此对今天的对话进行了总结。他说，实际上所谓"西方文艺复兴"也并不是西方本民族文化的复兴，恰恰相反，绝大部分是从古代东方世界而来。学术界公认西方文艺复兴是两希文明的复兴，而希伯来、希腊正是东方古代世界两大文明板块。西方的历史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经验：西方世界今天取得的文化优势来自于千余年持续地向东方学习——从9世纪一直到18世纪，最终使西方从一个地域性部落文化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主要文明。同样"东方文艺复兴"的建设与发展也不要拘泥于一地一域，而是以"世界主义胸怀"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塑造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新文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和引领人类的未来发展。从长远来看，"东方文艺复兴"将通过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来完成中国如何通过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人类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以及实际推行的举措。
王毅院长对丁方教授的上述观点表示高度赞同，他深情地说道："后疫情时代，中国迫切需要一场中国式文艺复兴，而中国式文艺复兴应该为后疫情时代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走向指出方向，提供解决之道。希望可以通过我们两家智库的合作，能够成为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探路先锋，通过理论研究、社会推动和产业孵化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
据悉，两会前后，一些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以及两会代表纷纷与王毅院长就后疫情时代的一系列问题展开对话。如，中央军委某部原部长、解放军炮兵学院原院长、解放军导弹学院原院长、中国大数据创始人、中外著名数字化专家胡永丰将军与王毅院长就"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与数字化应用"等话题展开讨论；有关部门舆情与信息安全总局负责人、新华社原内参总编杨兆波先生与王毅院长就"后疫情时代智库建设与发展"等话题展开对话；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教育长、拓维智库中国道路研究所所长王瑞璞教授与王毅院长就"后疫情时代大国治理与新型举国体制建设"等话题进行交流；中国驻联合国原公使衔参赞、商务部原司长、拓维智库海外华人研究所执行所长黄学琪博士与王毅院长就"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问题展开对话；人民日报驻联合国原首席记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拓维智库舆情研究所执行所长邹德浩先生和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院长臧海群教授与王毅院长就"后疫情时代中国舆情传播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交流。此外，人大区域所付晓东教授和清华、北大等博士代表廖浪桥博士与谢萍博士等与王毅院长就"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与区域发展"、"后疫情时代思政教育与国民性塑造"等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国杰智库晓度整理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