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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咏物自然成为文学最常见的题材类型之一。动物是动态的、更接近于人的生命形式，更能引起人的情感共鸣，作为人们抒情达意的媒介，所以“动物”类是很有文学意味的题材。而是先唐与诗并驾齐驱的主要体裁之一。赋是善于体物之文学。简单说来，所谓动物赋，就是吟咏动物的赋作。
动物类文学创作随六朝赋文学的繁盛迎来高潮。六朝有1100多篇赋作，动物赋就有150篇左右，可见动物赋是六朝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而其中魏晋动物赋就有110多篇，是六朝动物赋创作的高潮期，魏晋又是文风发生巨大改变的时代，这在动物赋中亦有体现。
先秦动物文学的发展，抒情比兴手法的强化，给魏晋动物赋留下了丰厚的积淀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为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俞炎在《咏物诗选·自序》中说：
故咏物一体，三百篇导其源
这段话肯定了《诗经》作为咏物源头的事实。作为咏物一种的动物题材，亦是导源于诗经。虽然《诗经》中的动物多为比兴之用，并没有成为文学舞台的主角，但其动物描写，对动物文学尤其是后代动物赋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后代赋咏动物大多是有所寄托的，两汉多明德载道，魏晋多抒情言志。而《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明德载道的意味更加明显，后代赋对此传统多有继承。汉代现存的动物赋大多是以此为创作的出发点，而魏晋时也多有歌功颂德篇目留存，如三国魏缪袭的《青龙赋》、吴杨泉的《蚕赋》、西晋王庚的《白兔赋》等。
《幽风·鸱鸮》是中国出现的第一首动物诗，亦是动物文学的开山之作。它不像《诗经》中其他篇目仅把动物作为比兴之用，此诗是一首禽言诗。全诗通篇用比，以一只母鸟的口气，倾诉被猫头鹰破坏巢穴抢走孩子的悲痛，及辛劳育子的情形，并不时透露出对自己危险处境的担忧。从此诗的字里行间，能感受到诗歌对强者恃强凌弱的批判和弱者奋勇御敌的赞美。
荀子《蚕赋》第一次把动物引进赋中，开题材之先河。也是继屈原《桔颂》把植物作为描写对象后，对咏物赋的一种开拓，标示着咏物类赋题材的拓展。，但荀子并没有把“蚕”作为独立审美对象来观照，所以为后代动物赋留下了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在继承前人咏物类题材的基础上，动物题材在汉赋中被广泛吟咏。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记载西汉赋类作品时，对动物赋的数量有过统计：
《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
但大多两汉动物赋已经亡佚。
汉代以前，荀子的《蚕赋》由于明德载道的教化目的，并没有真正把蚕作为审美对象来观照，两汉动物赋的出现，打破了在文学中仅有动物诗的局面，动物真正作为审美表现的主角登上赋文学舞台。典型的例子如王延寿的《王孙赋》，作者把猴子作为文章的主角，抓住了其好动的性格，用了近四百言对其外形及生活习性作了全方位的描绘。
体物以颂德，载道及言志——动物赋中“物”、“我”之间的关系
当汉代动物赋真正把动物当作审美对象时，动物赋中的客体与主体，就真正产生了。并且在汉代动物赋中“物”、“我”之间的两种关系一一“物”、“我”疏离和“物”、“我”相融都已经出现，这为后代动物赋提供了处理“物”、“我”关系的渠道。
在这类动物赋中，“体物”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某种思想观点，这些赋体现了时人的思想意识。有的以为教化之用。如贾谊的《鹏鸟赋》通过与猫头鹰的对话，全文抒发了“同生死，轻去就”的道家思想。又如无名氏的《神鸟赋》就是通过雄雌鸟与盗鸟搏斗的故事折射西汉末年政治腐败、邪恶势力横行于世，民众饱受苦难的社会现实。
还有一类动物赋通过体物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源自《诗经》中的颂诗“美盛德之形容”。汉代此类动物赋，如路乔如的《鹤赋》：“赖君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公孙诡的《文鹿赋》：“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砖一时”，都是歌颂梁孝王之作。体物以明德在魏晋动物赋中虽不是主流，但亦有继承。
体物以言志的作品数量较少。如赵壹的《穷鸟赋》，此赋以穷鸟自比，通过对处于困境的飞鸟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处于现实困境的悲苦无奈，揭示了现实的黑暗，并对友人救助发自内心的感激。在经世致用的汉代，这类咏动物的抒情小赋的出现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但此种体物以言志的赋在魏晋大量出现。
综上所述，汉代动物赋作为动物赋发展史的起点，在题材内容、物我关系、咏物模式等方面集前代文学之大成。但汉代作家对动物赋的书写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为文主要目的仍是明德载道，罕有以此自觉书写个人生活情志的作品，这为后代动物赋发展留下了可开拓的空间。
魏晋动物赋的创作目的，由汉代以明德载道为主而趋向于抒情言志，甚至单纯以赏玩为目的的动物赋大量出现，这意味着文学发展的进步。魏晋动物赋较两汉更追求文学本身的华美，注重文学自身的表现力，亦体现出了不同于两汉的独特时代特征。总之，魏晋动物赋在文体功能上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
经学衰微，玄学兴起——魏晋动物赋广泛发展的必然性
伴随着汉末大一统政权的瓦解，经学主导地位动摇。作为士人精神支柱的儒家正统思想，对士人失去了普遍的约束力，使魏晋思想出现了多元的局面。经学的衰微对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学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得以独立发展。
魏晋玄佛道等多种思想并存，但占主流地位、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把自然当作人类回归的精神家园。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万物齐一”等哲学思想，表现了人应该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应返归自然，获得精神的慰藉。
其平等为一的朴素哲学观，为魏晋时人广泛认同。所以魏晋时人对自然的亲近远胜前代，因而才有竹林七贤、曲水流筋等的文士雅集。动物作为与人亲近的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自然而然为人所关注。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魏晋动物赋大量涌现。
汉末，汉灵帝创立鸿都门学，对辞赋、小说、书法等文艺加以提倡，文学摆脱经学的附庸，而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同时，文学的独立也标志着文人地位的提高，这成为文人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动力。魏晋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正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中所说，是
文学的自觉时代
魏晋辞赋文章的价值地位，不再是汉代所论的“雕虫小技”，而是“经国之大业”。
赋发展之初，大赋成为作家的主要选择，出现了枚乘、司马相、扬雄、张衡等大家。赋的题材追求“苞阔宇宙，总揽天人”。京殿苑猎等各类题材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后代赋家要再创作同类题材的大赋必然增加了难度，鲜有开拓空间。并且创作动辄千言的大赋，既耗时又费精力，所以咏动物等小赋的兴起繁盛是赋发展之必然趋势。
况且赋本身就是善体物之文学。动物赋由荀子《蚕赋》开题材之先河，两汉拓其堂宇，有了前代的良好的积淀，魏晋动物赋的繁盛成为必然之趋势。
赋的发展过程中也带有游戏性质，汉初文士多聚于藩国，赋作多为应制之作，以为游赏宴饮之娱乐。武宣之世，大赋发展达到鼎盛，帝王周围聚集了许多文学弄臣，如司马相如、孔减、东方朔、枚皋、王褒等，而大赋此时更是追求“苞括宇宙，总揽天人”，容量极大，作者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文字铺排之美再现帝国繁盛，以愉悦君主。
此外，文学载体纸的发明普及，亦是魏晋动物赋创作的繁盛和得以广泛传播的因由。
结语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是一个战争频仍、分裂多于统一的时代，朝代频繁更替使文人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对生命更加珍视。且东汉末期经学对文人思想束缚的解除，使文人的注意力由治世的政治生活的功利追求，更多地转入口常现实生活，由关注外部世界，转而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魏晋动物赋在艺术上形成并并完善了动物赋的创作规律，为动物赋乃至文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先秦文学发展积淀的基础上，动物文学文学的繁盛而迎来了高潮期。动物用赋来承载，充分发挥了赋“体物言志”的文体功能。用赋来咏动物，则为人们又提供了接近自然、抒情言志的途径。魏晋动物赋，集前代文学之大成，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
参考文献：
《晋书》
《西京杂记校注》
《文心雕龙注》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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