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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宣传标语中经常用口语，而且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真的只是为了让人们一眼就看懂，并且有利于记忆吗？
当然不一定。很多宣传标语本身格调就不高，并且拟定宣传标语的人还沾沾自喜于这种格调不高的所谓创作。古代官家搞宣传的时候往往要用最通俗的话语来做，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们。古代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或者说，大部分劳动人民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只能人云亦云，跟着别人瞎起哄。官员要对这一部分人搞宣传，就要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话来宣传，把文绉绉的书面语变成口语，来和他们交流。要是真的出了布告、文书等东西，就要用书面语了，而且老百姓还要靠一些识文断字的先生、秀才来解读，才能弄懂其中的意思。还不如官员直接把文书上的话变成大白话搞宣传来得直接，来得有效果呢。那为什么古代人普遍接受教育程度不高呢？因为当时的经济不允许，政治条件也不允许，皇帝大多实行愚民政策，宁可让老百姓愚昧，也不让他们智慧。因为老百姓掌握了知识，活学活用之后，就会有了活思想，就不利于管理了，也很难维持“君权神授”的神话。还不如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呢。要是搞宣传，就把宣传语言变成他们能听得懂的口语，就算是贴地气了，不过老百姓该缴多少税还缴多少税，一点都不减免。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没有多少改观，以至于鲁迅在《阿Q正传》里塑造了一个没见过革命党却宣布自己革命的阿Q，当然他也不识字。军阀混战时期，老百姓更是流离失所，接受不了什么教育了。到了边区建设的时候，解放区要扫除文盲，要让老百姓都识字认字，就要办识字班，不仅孩子们学习，大人们也要学习。文艺工作者为此还编写了陕北民歌《夫妻识字》，里面有一句歌词“庄稼人为什么要识字，不识字不知道大事情。旧社会不识字，稀里糊涂受人欺。”有穷人不识字，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为了适应这种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们的接受程度，宣传语言一律用大白话，用活泼生动的口语。后来一直沿用至今，一方面说明贴近民间老百姓，另一方面有利于传播和扩散，当然也有利于基层人员搞宣传语言的创作。就是一个村文化程度不高的村长或者书记也能写几句选宣传口号，提笔就能写，贴到墙上就是标语。诸如麦收期间的“不着一把火，不冒一股烟。”“农田靠大家，责任你我他。”等等，生动活泼，贴地气，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播，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但是，长期按照这样的形式来拟定标语就会出问题，让人错误地以为宣传标语就是这个样子，谁要是拟定了文绉绉的宣传标语谁就是大逆不道，甚至脱离群众。其实不然，文辞并没有什么阶级之分，看用在哪里比较好。要是用在大学，宣传标语就要讲究文辞了，不能用大白话了，毕竟大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还用村里那种宣传模式就不合时宜了。语言运用要看环境，看接受人群，而不能用一个模式乱套。就好比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语言模式也是一样。
另外，宣传标语用了口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拟定标语的人水平不高，当然也有拟定得好的，只不过受了口语的限制，没有那种温文尔雅的意味，让人觉得粗俗不堪了。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宣传并不一定是革命行为，而是让宣传的意思深入人心。要是用了文辞，还让人一看就懂，印象深刻，除了抄袭古诗词之外，要是自己创作的作品就显出功力了。不过，现在的人们都不重视这个了，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挣了钱才是最重要的，看不看标语已经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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