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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历史上的母系社会推测
现今学者把中国母系社会的上限界定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马坝人、丁村人和山顶洞人时期的唯一根据，是摩尔根对于母系制产生的必然性的解释，而不是中国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或文献学上的实证资料。
论者引述摩尔根的解释说，在远古蒙昧时代即今所谓旧石器时代，人类实行群婚、两性关系是杂交而不受限制的群婚的结果必然是母系制的产生。摩尔根写道：“当子女的父方尚无从确定而只有母方才能作为识别世系的标准时，这就是氏族的最古老形式。"
摩尔根当年主要根据19世纪前期的一些传教士和旅行家撰写的民族志资料，作出了所谓“男女交合”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婚姻阶段的推测。
当代人类学家们通过对世界各地现存的175种狩猎和采集民族的深入考察和研究后，还发现，尽管这些人类社会的“活化石”所处的生态环境各不相同、如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印度洋的安达曼群岛土著，或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北极，或栖息在南北美洲的山地，或处于印度洋群岛的热带丛林，或栖息于南亚次大陆的高原，生态自然环境迥异而社会组织却十分相似，即一般以“群”为单位活动，每“群”约为20余人至200余人不等，大部分均在50人以下，“群”之下有家庭。
这些家庭的半数以上属于核心家庭，约三分之一属于主干家庭(Stem Family， 即由父母、祖父母和子女组织的家庭。) 在这种原始家庭中，一夫一妻乃是最普遍的形式。人类学家们据此推测，从人类社会形成之时起，最基层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很可能就是由一对临时或长期结合的男女及其后代组成的家庭。
由于男女两性在体质上的天然差异，决定了两性从一开始就学会了劳动分工。在家庭内部，妇女生儿育女，照料家务并从事一些辅助性的采集；而男子则从事狩猎禽兽，抵抗猛兽，保护家庭和群体的安全，这样，狩猎采集时代的两性在经济生活中就形成了一种两性互补的关系，从两性在社会上的关系或地位看，由于女性在怀孕和哺乳期以及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负担沉重，天然地依赖于男子的照顾，而男子凭借其生理上的优势，在获取食物、维系群体生存，在抵御猛兽、保护群体安全方面，在经济生活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中都起着主导的作用，乃至于整个群体也由男性按优势——服从原则遴选出男性首领进行领导。
尽管如此，由于这时的人类尚处于群体状况，实行群体继承，或者根本就没有继嗣规则，因而很难说旧石器时代是“母系”还是“父系社会"。
因此，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或资阳人、丁村人、马坝人所处的狩猎采集社会，很可能既不是母系制也不是父系制。从现代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志实证材料看，即使确认母子关系是会最初的、最明显的联系，也并不必然会导致母系制在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存在。道理很简单，所谓“母系继嗣制”，在人类学中指的是社会中的个人根据母亲的关系继承母方的姓氏、家庭财产如工具、土地及其他一切。
《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这段记载所反映的历史情况是，少典氏部落的男子出嫁到有蟜氏部落中的姬、姜两个姓族后，其中姬姓的女子生下黄帝，姜姓的女子产下炎帝。黄帝和炎帝虽同为少典氏部落的男子所生，却分别姓姬和姓姜，黄、炎二帝显然是生长于母系姓族而从母姓的。黄帝不仅本人从母姓，他的子女也多与其父异姓从母姓。
《国语·晋语》又说：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西、邓、己、滕、箴、任、荀、僖、姞是也。
这段记载中的所谓“得姓”，实即对偶婚制下男子出嫁到妻方姓族去、所生子女以妻方姓族的姓为姓。造成黄帝26个儿子“同生而异姓”的原因是，25子中，有14人分别出嫁到不同的姓族，其所生的子女，便分别以其所嫁的那一姓族的姓为姓。
由于青阳和夷鼓两兄弟同嫁到己姓姓族之中，故二人的子女同姓。其余那些没有得姓的儿子，大概就是留在黄帝本姓族中，从外部姓族娶妻进来的。黄帝本人从母得姓、黄帝父子“同生而异姓”的文献记载表明，中国的母系制在黄帝时已经开始盛行了。
2、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
按照现今学术界流行的观点，中国古代的母系社会在距今约5000年之际的仰韶文化末期已经解体、并为后来的父权制社会所取代了。文献所载黄帝时代母系制与父系制同时并存的现象，正是学者们常常引用作为上述流行观点的文献依据。直到前些年，还有人著文认为，黄帝时男子出嫁从妻居和男子聚妻女子从夫居同时并存的事实，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现象”，这一现象表明“黄帝时代是母权制衰亡，父权制确立的转化阶段。”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实际。
从文献记载看，黄帝以后，即传说中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和帝舜有虞氏时代，其社会组织都是以母系继嗣制为核心建构起来的。
中国古代所谓“姓”，是表征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符号，同一氏族中血统相同的人拥有同一个姓，同姓之间不得通婚，故《说文解字》释姓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所谓“因生以为姓”，就是说古代几大姓族的男性始祖均是继承母姓的。黄帝、帝喾、帝尧、帝舜等几大姓族集团首领从母居、从母姓的历史文献记载明确无误的告诉我们，黄帝以后，母系制依然盛行，现今流行的母系制在距今5000年之际的黄帝时已经解体并为父权制社会所取代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如上所述，发轫于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五帝时代”，中国社会的几大姓族集团盛行母系制，社会组织以母系继嗣规则为核心建构，子女从母居，世系以母方来计算，财产和血统均按母系继嗣规则传递。这就表明、夏、商、周三代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个典型的母系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的母系制是在夏朝崛起前后解体的，就是说，中国古代母系社会的下限实际上是在国家诞生之际，而不是时论所说的新石器时代时期。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母系社会时代下限的界定，并不是主规臆测的无稽之谈，而是依据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崛起时代活跃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几个主要姓族集团的社会组织形态面作出的判断，据《诗经》《左传》《史记》等古籍记载，中国文明时代前期的儿个主要姓族集团，如夏、商、周、秦等，其男性始祖在传说中几乎都是“感天而生”的。
夏禹、殷契、周弃和大业等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的传说，说明那个时代的男子在血统或世系的传递上还没有确立自己的权威。从文献记载看，夏、殷、周、秦等姓族的男性世系，夏人上溯至鲧，殷人上溯到契为止，“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契以上就再也找不到父系；周人上溯到后稷为止，“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后稷以上就成了女系；秦人上溯到大业，大业以上就是女系，《史记·秦本纪》索隐谓秦人“以母族而祖颛顼”。可见，禹、契、弃、大业等人，是夏、殷、周、秦等姓族集团由女性世系向男性世系的转变。
殷契、周弃时代果真己进入父系制社会了吗?
事实上，禹契弃大业时夏、商、周等姓族集团实行母系制，除了上述“图腾感孕”说的传说外，还有大量母系制存在的文献依据。从人类学、民族学的维度看，当代许多实行母系制的民族，也并非“知母而不知父”，母系社会的基本点是社会组织以母方的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母系氏族或母系大家庭为基本单位建构而成。换句话说，母系制是通过女性把个人与两性亲属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每一代孩子都属于其母亲的亲属群。
虽然一名妇女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同一血缘群体的成员，但只有女儿才能把他们的血统联系起来并传给她的孩子。据此，我们再联系文献中有关禹、契、弃等人世系继承和从居方式的记载就不难发现：夏禹、殷契、周弃吋代确确实实还处于母系社会。
先看夏禹。《史记·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国号为夏后，姓姒氏。”夏禹姓姒，而据文献，姒为禹母所属的有莘氏部落的姓，《史记·周本纪》“乃求有莘氏姜女”、正义引《世本》云：“莘国，姒姓，夏禹之后，即散宜生等求有莘姜女献纣者。“ 可见禹是以母亲的姓为姓的。文献记载还表明，大禹不仅从母姓而且从妻居。
次看殷契。据《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殷契的母亲为有娀氏之女简狄，简狄为帝喾次妃，可见殷契为帝誉之子，誉与殷人的密切关系，已经为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根据史书的记载，殷契为子姓，而据《史记·殷木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殷契之父帝誉却为“姬”姓，可见殷契也是“从母所生”，以母姓为姓的。
再看周弃。据《史记·周本纪》等文献，弃母姜塬为有邰氏之女，《说文解字》；“邰，炎帝之后，姜姓。”而文献却说周人为姬姓。有些研究者据此质疑：如果周弃时尚处于母系社会，他为何姓姬而不从母姓姜?其实，周弃姓姬是他立国以后之事，他早年是从母居，以母姓为姓的。
夏后禹、殷后契、周后稷时代夏、商、周等王国盛行从母居以母姓为姓的母系制的事实，表明发轫于黄帝时代的中国母系社会，历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的五帝时代，一直延续到夏王朝崛起之际。夏王朝崛起的年代，据文献记载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大抵在距今4000多年以前的公元前21世纪。因此，中国古代母系社会的时代下限，当在公元前21世纪的新石器时代末年或青铜时代初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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