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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家长们在追求素质教育的道路上面临着焦虑和挑战。他们渴望给孩子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包括品德、情商和社交能力的培养，但同时又担心这种教育方式是否能与当前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相协调。他们希望孩子在学业上表现突出的同时，也能够保持心灵的平衡和健康的身心发展。这种矛盾的心态让家长们感到焦虑和困扰。他们期待有人来安抚他们的焦虑，指导他们如何在素质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寻求平衡，帮助他们更好地引导孩子的成长与发展。
综合测评暂停填报，这一事件暂时画下句点。深圳中考难过高考，公办普高学位少，这是毋庸置疑的难题。
一
这一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普高学位不能满足深圳学生的需求，家长们如此反对综合测评并不是要与素质教育为敌，归根结底是对孩子升学问题的焦虑，想让自己的孩子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普高学位问题，不过目前教育局已经做了规划，到将新增改建30所普通高中，新增6万普高学位。注意：这里的普高包括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但是不包含职高、中职之类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位。仅是明年开办的公办普高就有四所，新增普高学位也有6000，未来普高率提升还是值得期待的。
二
小编今天想跟大家探讨下综合素质是否应该被量化。素质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孩子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综合测评无非是从规范化的角度对素质教育的成果进行评价，可是，素质教育是否能够量化呢？
提到素质教育就不得不提它与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各类呼吁取消应试教育的言论层出不穷，可是全面推行素质教育是否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呢？
应试教育的前身是古代的科举制，而素质教育则类似以前的举荐制。举荐制先于科举制出现，最终被科举制取代。举荐制刚推行时，效果不错举荐的人才德兼备、不负众望。后来，弊端渐渐显露，被举荐者多出自世家大族，许多寒门子弟跨越阶级的路就被堵死了。
这就类似今天西方世界的精英教育，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了阶级的分层和固化。
而科举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公平，无论是名门望族还是寒门子弟都有平等的机会，都必须通过统一的考试，才能进入仕途。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农村学生比例超过三成，而2000年以后，这一比例降至不足一成。如果未来全面推行素质教育，这一比例或将更低。
三
接下来，回归正题，素质教育是否应该被量化？
首先，量化分真的“量化”了吗？
量化分看似具体，将宏观抽象的活动折合成清晰具体的分数，可是这样的数据考核，有时未免简单粗暴。
这世上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量化的。
就拿志愿活动而言，这是考验人思想水平的方式，而这种品质绝非通过加多少量化所能衡量。就加分结果而言，一个洋溢着志愿精神的人可以有加分，一个只追求量化得分者也可以有加分，我们很难辨别。
就算做个假设：所有志愿者都是为了道德追求而非加分的缘故去参加活动，那么又该如何判断“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海内外研学旅行”哪个更有利于综合素质提高呢？
为什么“校级荣誉奖励”就比“区级荣誉奖励”的道德加分要多两分呢？
第二，金融领域有个词叫“幸存者偏差”，即我们只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筛选的内容，因而忽略了被筛掉的关键信息。
同样地，我们对于那些方便统计的行为进行量化处理，却对模糊的或者难于统计的问题往往选择忽略。
比如，“遵守社会公德，并积极影响他人”、“沟通能力和合作能力较强，人际关系融洽”这种显然包含过于主观的评价，又该如何去量化评分呢？量化的公平性又从何谈起？
第三，不同活动的难度系数不同，如何用一个统一的分数来量化？比如各科成绩达到合格及以上和掌握两项及以上体育技能以及参加志愿活动累计24小时以上，得分均是4分。
量化难度系数低的活动，大家蜂拥而上，人人希望从中分一杯羹，比如我们之前听说的轮流捡垃圾拍照，一些义工活动需要抢报……
量化的硬指标加强了结果的重要性，却使得参加者忽略了活动过程的精彩，反之只求结果的光鲜。孩子和家长拼命参加活动，可是并非真心想要参与，只是在乎“被量化”的结果，即综评的得分。
至此，孩子不再是活动的参与者和主导者，成了活动的被操纵者，而筹码则是量化分的多少。
如今倡导的素质教育并未起到良好的导向性，把综合测评这一项简单粗暴地加入中考升学中，反而变成了应试教育的一部分，这就失去了素质教育的意义。往后如何继续推行素质教育，仍然值得深思。
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待素质教育量化呢？欢迎给出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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