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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序：第40期（总第234期）
书 名：《文学江湖》
作 者：王鼎钧
时 间：10月24日（土曜日）
地 点：國崋書院
主 讲：杨国华
王鼎钧的文学江湖
从《昨天的云》到《怒目少年》，从《关山夺路》到《文学江湖》，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就算是读完了。第四部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到1978年，几乎完整的对应此岸的毛时代。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怎么会有江湖？读完全书，不得不感叹一声，江湖险恶，文学可爱，其实文学也离不开江湖，文学是厨师，江湖是原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王先生的文学江湖。
上海“沦陷”前两天，王鼎钧携父稀里糊涂登船，出海，“谁也不知道这条船开到哪里去”，最后在基隆登岸。“基隆码头很清净，我随身带有一支自来水钢笔，里面还有墨水。我已忘记写了些什么，（最后）把稿子寄给台北《中央日报》副刊，没钱买邮票，注明‘万不得已，拜托欠资寄送’，过了几天，这篇文章登出来了，我看见那片铅字，这才觉得自己确实由海里爬到岸上。”文章能发表就有稿费，就可以“煮字疗饥”，王鼎钧就这样“用笔杆叩开了台湾之门”。
次年二月一日，王鼎钧被《扫荡报》聘为校对兼编务，这是他在台湾的第一份正式职业。“进了《扫荡报》，才知道副刊缺稿严重，邮差每天送来几封信，徒劳你望穿秋水，发稿计算字数，常常需要我临时赶写一千字或五百字凑足，我总能在排字房等待中完成，同事们大为惊奇，我开始受到他们注意。”为什么会缺稿呢？那些著名的作家，漂洋过海到台湾，“惊魂未定，惟恐中共马上解放台湾，清算斗争，多写一篇文章就多一个罪状，竭力避免曝光。”
《扫荡报》是军报，不知何故，王鼎骏就职后的第五个月就停刊了，停刊前，报社向行政院长陈诚进言：“《扫荡报》有十八年历史，停掉了可惜。”据说陈诚回答很轻松：“中国大陆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不是也丢掉了吗？”
两个月后，王鼎钧进入台湾广播电台，其前身是日本“台北放送局”，1945年8月后由中国广播公司接收。那时，台广很穷，中秋节发月饼也只是一人一块，厕所的卫生纸也只是一卷，上午用完，下午就不再供应，某大员来视察，“内急出恭，无法善后，只好掏出手帕来草草了事。”别说台广，蒋介石到台湾后住在草山（为避“落草”之讳，后改称阳明山），连纱窗纱门都没有，大夏天会见下属，一边讲话，一边打蚊子。
台广的趣闻多，文稿上写“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读成了“悬挂着总统（停顿换气）的肖像”，引起惊扰，从那时起，“总统”一词前禁止使用任何动词。“可是报馆的同业未能吸取教训，新闻稿说‘全体同胞跟着总统走”，那时还是活字平板印刷，同一部首的字容易拣错，加上校对疏忽，结果印成“踢着总统走”。
1951年2月，王鼎钧参加“小说创作研究组”，这小说组由国民党要人张道藩创办，请来很多大家。作家陈纪滢老如此说道：“文学创作好比跑道，起跑的人多，到达终点的人少。有些人，文学是他的洋娃娃，长大了就丢。有些人，文学是他的绣花枕头，起床了就推开。有些作家是候鸟，文学好比大户人家的屋梁，做个窝，过春天，文学好比长满芦苇的池塘，歇歇脚，住一宿。有些作家好比三春的蝴蝶，留在游客的照相簿上，不留在文学史上。不必羡慕他们，不必批评他们，问题不在他们是什么，而在我们自己是什么。”
国府初临台湾，防共谨严而敏感，王鼎钧说“那几年，我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然后假设自己是检察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映射、双关、歧义，一一杀死，反复肃清，这才放心交稿。那时，我认为处处反抗政府和处处附和政府都不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另外，梁实秋讲莎士比亚，王鼎钧喜欢听，第二天就开始读朱生豪翻译的莎翁全集。“我喜欢莎剧台词中的比喻，曾经把全集所有的比喻摘抄出来，反复揣摩，功力大进。”
有人质疑，作家是可以训练而成的吗？孙如陵说：“教育是提供一种可能，而非制造必然。”评论家赵友培是小说组的总务主任，他说文学创作有六个要素：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赵公教他们用各种方法训练观察和想象的能力，王鼎钧一一照办，“随时东瞧西看，掏出笔记本或小卡片记录，因此曾引起特务的注意。”没有这“六要”，文学创作要靠生而知之，有了这“六要”，文学创作就可以难而学之。
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中国》杂志，它由胡适、雷震、殷海光等创办，横跨五十年代，存世十年九个月，为台湾走向自由民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因此得罪了蒋介石。有人说，是蒋介石气死了胡适，冤死了雷震，憋死了殷海光。王鼎钧长期阅读《自由中国》，他在上面读到过两句话，印象深刻，“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他说这本杂志教会他独立思考。
后来在广播电台做节目撰稿人，发现自己的文章有大缺陷，那就是入理而不能入情，听起来干燥，当时别人也这样，混下去没问题，可是王鼎钧发誓要做其中最好的那一个。夜晚无事，他就听自己写的广播，琢磨应该改进的地方。
为了培养发现趣味的能力，他大量阅读，读丁西林，读李健吾，读莎士比亚，丁西林从容，李健吾尖刻，莎士比亚机智。反面的教材也读，比如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他借以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写成那样的语言。王鼎钧修“趣味”这门课，修了十年，要写有趣味的文章，先要有有趣味的想法，要有有趣味的想法，就要做有趣味的人，这大概就是文如其人吧。
五十年代是台湾的恐怖十年，特务密布，王鼎钧参加了一次奇怪的会议，过了很多年他才知道，那次会议的主持人是台湾情报界的大佬纪元朴，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人有泄露机密的天性，人到中年，会说出自己幼年的龌龊，人到老年，会说出自己中年的龌龊，这些曾经是特务的朋友，或曾经是朋友的特务，或出于成就感，或是幽默感，或是罪恶感，让我知道当年他手中怎样握住我的命运而没有伤害我。”
对王鼎钧有大影响的有两个人，一是张道藩，二是胡适。他“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思考过胡适，胡适在台湾最重要的影响，不在文学，而在政治思想。在工作中，王鼎钧觉得自己深受胡适语言风格的影响，从胡适这里，他学到了叙事说理，“他（胡适）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明白流畅而有回味。”
六十年代，在副刊中有大影响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李敖，一位是柏杨。李敖博学雄辩，“视野开阔，布阵从容，他也像鲁迅一样有凌厉的攻击性，他学过逻辑，学过史学方法，学过语意学，装备一新，武器比任何人多，忌讳比任何人少，他比传统多走出一步。那时在台湾，你读一个人的作品，往往想起他背后有另一个人，你读李敖就没有这种感觉。”
柏杨本是小说家，在副刊发表文章，气势雄浑，一个题目可以连写几个月，他以长篇小说的笔法写杂文，塑造中心人物，组织边缘情节，使乱臣贼子惧而同时还能有娱乐效果，他也比传统多走出一步。
台湾经日本统治五十年，汉语水平偏低。道路维修，警示牌上写“工程中禁行”（这是日语直译）。市政府发公文，把“娱乐”写成“误乐”。学生把“落伍”写成“落五”，老师把“落五”改成“落武”，于是“学生落伍一半，老师全部落伍。”
县政府督学到学校视察，问学生，阿旁宫是谁烧的？学生答，不是我。督学反馈给校长，校长说，本校一向注重学生品德，孩子们不会说谎。督学给县长呈交报告，强调文史教育之重要，县长批示，阿旁宫既然重要，可以拨款给他们另盖一个。这可能是夸张的说法。
当然，今天台湾在传统文化方面，比大陆要好很多。从生活中的一个小事就能看出来，假设你给大陆某博物院捐赠一个什么东西，对方会发给你一个接收证明，以你的了解，这份证明会怎样措辞？一般会写某某先生，感谢你捐赠给我院什么东西，特此感谢，然后盖个公章，对吧，我们看看台湾是怎么措辞的。
赤增绕旦向“台北故宫博物院”捐赠《四部医典唐卡》，“臺北故宮博物院”為此向赤增繞旦頒發證書，我們看看證書上是怎麼寫的“赤增繞旦先生道鑒，惠承捐贈精繪「四部醫典·秘訣本·病國（五）」唐卡乙幅，深具研究價值，已移交本院南院處收藏，作為研究參考。感佩高風，特函申謝。敬頌，道綏。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馮明珠（钤印）敬啟。”
六十年代，王鼎钧一度担任《中国语文月刊》的主编，在此期间，他为中学生写了一本书，推广从赵友培那里学来的作文六要：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掌握了这一套方法，就能够解决“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
1972年6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9月，他的次子蒋孝武出任“华欣文艺工作者联谊会”，职衔是主任，十位作家奉召担任理事，王鼎钧在列，一般人会把这当做飞黄腾达的机会，而王鼎钧十分清楚“近王则多争”，另外，特务机构对蒋孝武身边的人也会格外关心，想起特务的一双眼睛，鼎公说自己就体温下降，血压升高，遂决定“这块宝玉也好，石头也好，我不要了，你们拿去玩吧。”
“幼狮”是蒋经国创办的青年救国团，那时救国团的执行长是宋时选，“幼狮”针对学生出版三种期刊，适值总编痖弦要出国进修，王鼎钧答应为好友痖弦代为司职一年，宋时选为人和蔼，劝王鼎钧留下，王鼎钧对他亦有好感，只是这年鼎公已经51岁。他说，“（我）见过多少老油条，老狐狸，老官僚，老江湖，那些人面目各异，语言暧昧，使我苦于周旋，我实在累了，社会需要我好好写文章，并不需要我围绕在大人物身旁猜谜斗牌消耗余年，水深江湖阔，我操舟弄潮，耗尽锐气，丧失自信。”遂对宋公说：“恨不早遇十年。”痖弦也言而有信，次年如约归来，鼎公自是如期交班。
通览全书，不难明白，鼎公“文学江湖”的“江湖”，指的是世态百相。他说：“一个写文章的人，得感谢芸芸众生，感谢他遇见，他看到的人，有人得意忘形给他看，有人老谋深算给他看，有人悬崖勒马给他看，有人赴汤蹈火给他看，有人高风亮节给他看，有人蝇营狗苟给他看，有人爱给他看，有人死给他看，这一切成全了他这个作家。”
通览全书，不难明白，鼎公“文学江湖”的“江湖”指的是政治旋涡。在书末几篇文章中，他浓墨重彩地写了自己如何与情治机关腾挪躲闪。他说“文学和政权总是同床异梦，作家和政客是两种人，两条路，两颗心。”他说“我感谢世界上有文学，感谢我有机缘投入文学。文学之于我，如老蚕之茧，老蚌之珠，老僧之舍利，我不相信文学会死亡，如果文学该死，我也该死。”
1978年9月，鼎公赴美，他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此之后完成的。
文/杨国华
杨国华简介
创办國崋書院；山西万荣人，现居吕梁，独立学者，在野教师，专注于中小学阅读及家风研究。
書院要求，年读近50本书。在这里，品茶闻香，读好书，观佳影，独立思考学者深度；走四方，识高人，多元思维环球视野；看画展，赏乐事，陶冶情操坦荡胸怀；诵诗词，默雅文，腹有诗书出口成章。
小标题：国华书院阅读课第234期：文学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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