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这个概念，现在开始在全国上下提倡。我们中国在文化上是一个充满优越感的国家，所以当英国想打开满清政府大门通商的时候，中国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和你通商，我们什么都有，用不着和你们通商。
后来陈寅恪说，中国文化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一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一遇到这种强大的机械化的军事力量、物质力量、商业力量，没自信了。
香港回归的时候，谢晋先生执导了一部电影《鸦片战争》，在电影的结尾，道光皇帝带着他的一大堆子孙，其中有的刚会爬，在祖宗牌位前哭成一团，对不起祖宗，这个就是整个的我称之为文化焦虑的东西。我们由文化优越，一下子步入了文化焦虑，挫折、失败、焦虑、救亡，变成了文化的主体。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有老爷子说，我们的文化很好，我们的文化很精致，汉字很美。我们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西方国家连什么是孝都不知道。可是这样的调子被认为是昏聩，被认为是腐朽，直到后来很长的时间，如果一个人还热衷于古书，如果还在摇头晃脑背文言文，简直是人人得而诛之。
强烈的文化焦虑，必然会进而选择文化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就是把已有的文化成果视为毒药，新文化运动就是表现。胡适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吴稚晖甚至提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胡适说，跟美国一比较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事事不如人，哪件事都不如人。记者问鲁迅给青年推荐什么书，他说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还有比较极端的像钱玄同，他说要废除中文。
文化激进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全盘西化，胡适就是一个全盘美化的代表，他不遗余力地非常真诚地介绍美国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甚至他一直在幻想要去说服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接受美国的这套观念、政治。
鲁迅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人惰性太深了，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的。毛主席说在中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别“矫枉”，他提倡激进主义，这不是偶然的。确实中国这个文化太优越了，年深日久积重难返，想改变它太困难了，这都是真的，不是假话。鲁迅当年用过一个词，但后来李敖用得最多，说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不管是什么豆子、什么面粉，只要一沾这酱缸，不用放在里头也开始发酵。
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积累得非常多，狂飙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说它给中国传统文化以严重的打击，但我更愿意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文化，拯救了中国文明。如果你不接受新的东西的洗礼，不接受新文化的冲击，中国就始终处于晚清那种窝窝囊囊的状况，那种状况下谈什么弘扬中华传统?正是由于有“五四”文化运动，我们才吸收了那么多的新名词。我们考证一下，到现在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十八大提出的很多名词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的，民主、平等、自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五四”运动虽然激烈一点，虽然有些具体的说法、做法不能按它那个办，但它赋予了中国文化新的生命，激活了中国文化中那些积极的部分，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重生。
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对接，这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不要认为中国的文化是僵死的呆板的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因素。以北京为例，北京话吸收了满语、蒙古语、阿拉伯语等，犄角旮旯都是满语，北京人喜欢吃的一种点心萨琪玛，蒙古语就是狗奶的意思。
中国文化非常大、非常广，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问，这是中国文化，但“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这也是中华文化啊，流氓文化、贫民文化、游民文化也有。中国文化本身就有很大的丰富性，儒家教义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三国演义》没完没了地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所以我们的文化包容性很强。最主要的是中国文化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中国古老的《易经》就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尚书》讲“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中国还讲“穷则变，变则通”，这是鼓吹改革的啊。
中国文化有很强的适应性，自我更新、调整和整合能力，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要变样，现在称之为本土化。
现在我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有了巨大发展，因为我们国家跟过去相比抬得起头来了，挺得起胸来了，因为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有了自信，所以有了文化自信。如果你对你的国家前途都没有自信，你还谈什么文化自信?对旧中国旧文化的否定，孙中山说得特别刺激，孙中山一再讲中国人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了，这话太厉害了，国家亡了，种都没了。可现在大家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我们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就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积极方面、优秀方面的自信，就包含了我们对自己的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文化的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分析能力的自信。也就是说，我们文化不是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戳就破了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能够和世界打交道，既能够保持自己的种种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有益影响的文化。
【文章来源：齐鲁晚报，节选自王蒙讲座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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