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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魔都”之称的上海是一座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在上海，我们既能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古迹，又能够看到江南的吴越文化和西方的工业文明交织下形成的海派文化，还能够看到曾经受列强殖民影响遗留下的殖民文化。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造就了现代上海的独特风格，也孕育了一批以上海书写为主题的作家。由于作家生活经历的不同，他们笔下的上海多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所进行的描写，虽然风格迥异，却让我们更加完整清晰的看到了上海多元的风情与文化。程乃珊的《蓝屋》、《女儿经》、《丁香别墅》等作品，通过对日常琐事的描写，突出了上海传统的风土人情，展现了她心中的平淡却温暖的上海家园；茅盾笔下的《子夜》，通过对一段民族资产阶级奋斗史的叙写，表现了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上海的担忧；左翼作家笔下的上海，充斥着金钱的诱惑、外国的殖民侵略，展现的是上海人民痛苦不堪的殖民生活；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上海，则是通过对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的描写，在展现上海的繁华景象的同时，流露出颓废之气。
大多数的作家，或是通过对商场的尔虞我诈表现上海，或是通过对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生活的描写表现上海，但是张爱玲和王安忆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女性视角来绘制上海的风貌，通过女性的细腻感知力和微妙的洞察力，描绘出男性主义下的女性生活，表达了女性眼中的上海。张爱玲通过《心经》中有着严重恋父情节的许小寒、《封锁》中看到希望又被现实重重打击的吴翠远、《倾城之恋》中想要摆脱男人的束缚却终为男人所左右的白流苏以及《琉璃瓦》中对三姐妹对自己婚姻爱情生活的不同追求，表现了在那个时代下，上海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自由文明的碰撞与冲突，从小人物小空间出发，表现日常生活的上海；而王安忆则透过《长恨歌》中的追求自我的王琦瑶、《流逝》中面对挫折岁月逐渐完成角色转变的欧阳瑞丽，表现了新时期的上海女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两位作家虽有相似的关注点，却也表达了许多不同的思想和情感。本文试图通过对张爱玲与王安忆文学作品的比较，探寻二者上海描写的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
一、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描写的相同之处
（一）以女性形象叙写上海风情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提起以女性形象作为写作内容的作家，人们首先想起的无疑是张爱玲，但随着《长恨歌》的发表与流行，王安忆也成为了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在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作品中，女性形象是被刻画的最为丰满的，也正是通过对女性的展现，上海这座城市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出现在我们的头脑中。
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的最丰满是一个个女性形象，她们年龄不同，性格各异，却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心经》中的许小寒，是一个极具魅力的女人，有着“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吸引了很多异性的欣赏与追求，龚海立就是其中之一，但这样一副美丽的容貌下，却有着一个扭曲畸形的心，长期的恋父情结破坏了父亲和母亲的感情，让这个家最终变得支离破碎；《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了不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而想尽办法保持自己在恋爱中的形象和地位，可最终却仍然成为了众多“正妻”中的一个，终究没有摆脱女性的悲剧命运；《琉璃瓦》中的三个女儿，无论是否听从了姚先生的计划，都没有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这一个又一个悲惨的女性形象，表现了上海的男性主义的优越感，传递了张爱玲对女性奴性命运的担忧。
王安忆则认为，城市更适宜女性居住，城市摆脱了农村浩瀚的土地对女性身体和心灵的束缚，让女性的智慧和灵性得以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因此，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她更多的展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对女性的滋养而不是伤害。她曾经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上海是开放的城市，女性在这里可以追求自由与解放，挣脱传统思想对女性的压抑。《我爱比尔》中的女性形象阿三，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熏陶，她的内心变得强大，改变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女性思想，有目的有手段的“推销”自己；《流逝》中的欧阳瑞丽，一改传统的少奶奶形象，在动乱纷争的年代，依靠自己的勤劳能干、精打细算，养活了一家人，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这些女性形象都从侧面展现了上海的包容，兼收并蓄，让女性也可以获得追求生活的权利。
（二）以小视野小角色表现上海风貌
无论是张爱玲还是王安忆，她们生活的时代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张爱玲生活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这时的上海深受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入侵，社会矛盾激增，动荡不安；王安忆生活的上海是处于转型时期的新上海，“思想解放”的旗帜飘荡在上海各处，改革的春风吹遍了上海的角落。二人生活的上海虽然“满城风波”，但她们都没有描写大事件、大动荡，反而都选择从小人物身上入手，表现主题。
《封锁》以公车被封锁为契机，把吕宗桢和吴翠远放置在一个时间和空间都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艳遇”故事就在这个环境下产生、结束，作者不问外面的烽火连天，而是关注车内人物的爱情故事与悲欢离合，以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爱情的突然迸发，隐喻的表现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枯燥、乏味，切合题目，表达“封锁”的主题。
有人说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关注点太低太小，作品中充满了女性视野的狭隘，不能够表现当时的社会的宏大场面，但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以小搏大的独特视角，是作品成功描写上海的原因，从个体出发看社会，往往才能把社会看的更真实。
二、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描写的不同之处
（一）“冰冷的上海”与“温暖的上海”
作家笔下，无论是城市还是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夹杂着个人的情感经历，张爱玲和王安忆也是如此。在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书写中，两个人注入的情感色调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冰冷的、异化的。张爱玲热衷于在文章的开头展开细腻的环境描写，将上海描写成一幅阴冷的、孤寂的画面。《心经》中的开头：“那是仲夏的晚上，莹澈的天，没有星，也没有月亮……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有是有的，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夜晚的天空，没有星星和月亮，反而展现出诡异的颜色，天空下的上海，既“黑漆漆”又“亮闪闪”，矛盾的描写更展现了上海的诡谲。《封锁》的开篇：“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电车像曲蟮一样，扭曲的“游走”着，以一种脱离常态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焦躁的、异化的上海。
王安忆对上海的情感是热爱的，她眼中的上海市繁荣的、开放的、包容并蓄的，虽然封建的痕迹仍然在弄堂中存在，但社会已经给予了人们较多的自主权，可以追求自由，获得解放。在小说《富萍》中，王安忆将上海描绘成一个简单的、纯朴的城市，而不再是华而不实的“十里洋场”，主人公多是从乡下来到上海的移民，为了生计奔波劳碌，她们虽然有苦恼，也因追求欲望而付出辛劳，但是他们的生活是快乐的、朴实的。在这部作品中，王安忆笔端流露的是温暖的生活气息，虽然以外乡人的视角看上海，却看出了浓浓的暖意。
（二）“生活的悲剧”与“奋斗的希望”
张爱玲是一个极其悲观的人，这或许与她生来便目睹家族的没落有关。张爱玲的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然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轰动一时，却又遭受了痛彻心扉的爱情悲剧；晚年漂泊海外，独自一人，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透过热闹、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混乱不安，情感生活的悲伤失落，人性的肮脏龌龊，生命的轻薄飘零，传统文化的落寞衰败。笼罩在张爱玲心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一层层的悲观。悲伤成为她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情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一方面体现在人物婚姻爱情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张爱玲笔下透露出的朝代更迭之间一个传统文化的衰败与毁灭。张爱玲的小说无一例外的萦绕着悲剧的气息，作品中的人物也都有着悲惨的命运。
王安忆在她的自选集之三《香港的情与爱》中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面对着世界，可以与大家携起手，并起肩，共同去战斗。而他对着自己的内心，却是孤独的，外人无法给予一点援助，先行者无法给予一点启明，全凭自己去战斗，去摸索，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到哪一个阶段，都难摆脱，甚至越演越烈。”《我爱比尔》中阿三反抗孤独的失败，是张爱玲对女性忽略自己，企图通过事业和爱情反抗孤独的否定，纵然王安忆的觉醒、对摆脱孤独的探索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为家人带来生存的希望。《金灿灿的落叶》中的莫愁面对渐渐没有共同语言的丈夫，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冷静的面对事实，寻找原因，终于在自己的进步中弥补了与丈夫的差距，恢复了幸福的生活；《流逝》中的欧阳瑞丽，在家道中落之际，用尽心思，凭借自己的精打细算带领一家人度过了艰难的“文革”时期。王安忆笔下的世界并不安稳，甚至有更多大风大浪，但王安忆却让笔下的人物充满了追求生活的斗志，并赋予了她们“生的希望”。
（三）“市井人物”与“上海印记”
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作品虽然都扎根上海这片土地，但张爱玲更加擅长表现上海的繁华与落寞交织下的日常生活与人性冷暖，而王安忆则更多的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展现，发掘上海历史为上海人所带来的上海精神。
张爱玲不写英雄，不论悲壮，她用浮夸的笔调展现了繁荣浮华的上海市井，并在这市井环境中塑造了许多平凡的小市民形象，如《心经》中的徐太太，为了家庭的完整，刻意隐藏自己的情绪，苦苦支撑着因女儿的恋父而早已支离破碎的家，《琉璃瓦》中的姚先生将女儿作为自己改变命运的工具。在创作中，张爱玲更关注对个体的塑造，致力于对平凡生活的刻画，通过人物的悲欢离合，再现了当时人们的情绪心态，近乎残忍的揭露了人性中的恶的成分，让一个个邪恶的嘴脸暴露在镜头下；在作品中，张爱玲写的是琐碎的、微不足道的真实生活，在琐碎中写人生，不同的作品中总是有一些相同的主题——恋爱、结婚、生育、对金钱的追求，最终表现为人生的悲惨，“终究一场空”的的苍凉感，这也是张爱玲小说展现的最为重要的精神体验。
王安忆也关注人，关注生活在上海中的一个个独立的精神，但王安忆却试图穿过这些个体，找寻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的印记。王安忆认为，无论社会怎么发展，一个群体的基本的精神面貌是不会有太大变动的，透过经济高速发展的繁华，透过上海弄堂的衣食起居，传递给我们的依旧是上海人几百年来稳定的脾气秉性。更重要的是，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城市和人是不可分离的，人就是城，城就是人，人物的精神就是这座城市的灵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便是用她的人生沉浮来展现上海的风云变幻，用她的情感变化来描绘上海的历史变迁，而王琦瑶的死，也就那意味着一段特定历史的终结，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消失。正如小说中所说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读懂了一个王琦瑶，就读懂了一群王琦瑶，也就读懂了上海，而这便是王安忆与张爱玲的本质的不同。
三、二者书写上海差异的原因
（一）生活时代的差异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商业中心，成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百货商场、摩天大楼以及电影院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不可缺少的“标志”。在这种繁荣的景象之下，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也悄然而生，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而1941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同时，上海也为日军占领，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与殖民主义的压抑束缚，使得这座城市表现出了矛盾的、混乱的社会状态。有些人摇旗呐喊，渴望全民携手，冲破敌人的殖民封锁；有些人像“墙头草”，成为日本军阀的汉奸走狗；底层的平凡百姓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生怕成为日军炮弹下的“冤魂”。生活在这样复杂社会下，张爱玲的作品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一方面社会的动荡使张爱玲的文章中透漏出一种末世之情，流露出颓废消极的精神格调。尽管张爱玲的作品表现的多为封闭的、琐碎的家庭内部的事情，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她的笔下嗅到时代的气息。她写混乱无序、你争我夺的家庭生活，写男女之间的复杂甚至乱伦的情感纠葛，写人物命运的漂泊不定，都是在暗示着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大环境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商业文化与消费文明主导下，张爱玲的作品中多表现物欲的追求与享乐，也在侧面展现了她作为即将消亡的贵族后裔的落寞。在《金锁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七巧翻箱子取出几件新款尺头送与她嫂子，又是一副四两重的金镯子，一对披霞莲蓬簪，一床丝绵被胎，侄女们每人一只金挖耳，侄儿们或是一只金锞子，或是一顶貂皮暖帽，另送了她哥哥一只珐蓝金蝉打簧表，她哥嫂道谢不迭。”从这里笔者仿佛看到了《红楼梦》中的一幅幅场景，想起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说法，想起了大观园的最终的落寞场景。这里正是张爱玲对自我生活处境的展现。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了思想大解放，改革的春风逐渐吹遍了大江南北，而上海便是这春风最早到达的城市。上海凭借着历史、地理位置和政府的支持，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成为各地人追求事业和美好生活的首选地点。霎时间，上海出现了许多移民，他们极力的配合着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试图将自己完完全全的融入这座城市，而王安忆就是这样的一类人。时代给予了这些人更多的机会，也使原本深处闺阁的女性有了更多展现自我的空间，王安忆就在改革的春风中谱写了一曲曲反抗的、奋斗的家庭婚姻故事。《富萍》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正如王安忆曾经自己总结道：“一九六四、六五年的上海对我来说，是有感性经验的，内容涉及到我个人的经历和我的家庭及我小时候接触的人，不像《长恨歌》凭的是想象。在这部作品中，我坚持了一贯的写实主义的风格，有所不同的是，更加疏朗平实，不像《长恨歌》那样‘密’，情节和语言都非常的日常生活化，写来也是以很平静的方式。”
（二）个人经历的差异
生活阅历深刻的影响着作家的笔调，这一点在张爱玲与王安忆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两个人的作品之所以存在着这么多的不同，究其根源，还是个人经历的不同导致。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实在称得上是大家闺秀。但张爱玲的父母却在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协议离婚，这对她的童年生活是一份不小的打击。随后张爱玲一直与父亲居住，直到父亲再婚。成长经历中母亲形象的缺失以及与后母的矛盾，使得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多是庸俗的、不堪的，甚至是一向被塑造成无私的、伟大的母亲形象在张爱玲笔下也变得功利、邪恶、毫无亲情。后来，张爱玲与丈夫胡兰成的婚姻悲剧，进一步加深了她对爱情婚姻的消极态度，使她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近乎变态的女性形象，《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悲惨的，哥哥为了得到财富把她嫁给了一个残疾人，多年的压抑让她的性格变得乖戾变态，最终亲手葬送了儿女的幸福，《心经》中有着强烈恋父情节的许小寒，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惜牺牲父母的感情，最终导致了伦理的混乱和家庭的破碎。纵观张爱玲的一生，无疑是充满着悲剧的，而这样的人生经历也使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无处不在，正如她那句无人不知的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王安忆出生在一个文艺家庭，父亲王啸平是一位剧作家，母亲茹志鹃更是著名作家。从小，王安忆便深受母亲的影响。16岁时，王安忆下乡插队，年纪轻轻就独自在农村生活，令她感到非常苦闷，一方面是因为远离家乡，一方面是生活不适应，还有就是对前途完全没有信心，看不到一点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忆的母亲开始跟她通信。与母亲的交流使王安忆开始细心观察身边的生活，这为她后来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情感与素材。另外，王安忆笔下的上海之所以与张爱玲有较大的不同，一个重要方面是王安忆本身是作为一个移民者的身份进入上海的，因此她的笔下多是以她所认识的平凡人家的生活为主线，以平凡的人物为叙述对象，展现的是外来的移民家庭想要融入上海的心路历程。《富萍》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奶奶说话口音已经变了，不是完全的家乡话，但也不是上海话，而是夹了上海话的乡音。她走路腰板挺直，坐在椅上吃饭做事腰板也是直的，但一旦弯下腰，那叉开腿下蹲的姿势，就有了乡下女人的样子。奶奶的五官也是这样。她是那种不怎么鲜明的疏眉淡眼，有些富态，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总之，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这一半对一半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她们走在马路上，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王安忆对移民人群的观察基于她的生活环境，甚至可以说就是她自己的写照。
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不同，是属于两个人的文学写作历程的独特风貌，没有谁对谁错，更没有优劣之分。总之，张爱玲与王安忆异曲同工的为后人演绎了一曲海上繁华梦。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都市民俗描写》，姚周辉，温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二期；
[3]《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女人》，尹喜荣，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四期；
[4]《都市故事的女性叙说》，邓寒梅，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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