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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木·阿洪，一译伊斯拉姆·阿克亨，维吾尔族，新疆和田人，目不识丁，但却“发明”了一种文字，“制造”了一种古书，骗过了西方学术界的权威，产生轰动并因此而知名。奥古斯都·鲁道夫·霍恩雷，德裔英国学者，精通古代中亚与印度语言文学研究，为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在此方面的学术权威。大约是1890年前后，这两个人的生命开始有了交叉。
那时候，作为维吾尔文盲的阿洪在一个小山村里默默无闻，有时也做一些贩运的生意，但当他听说英国人高价收购中国古文书，而收购的人却不认识古书上的那些字，就开始在这上面动起发财的脑筋。
现实也给了阿洪这个发财的机会：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了中国沿海的大门，曾经拥有过“康乾盛世”的清帝国开始日薄西山，在腐朽没落中变得不堪一击。至十九世纪末叶，新疆也成为占领印度的英国和侵占大片中亚土地的沙皇俄国所觊觎的对象。为了争夺和扩大各自在新疆势力范围，英、俄两国纷纷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攫取各种情报，对新疆的古代文物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阿洪想，你不是不认识吗？那我就给你来个更不认识的。他将当地的桑皮纸浸泡在一种植物染色剂中，很快使桑皮纸变得古色古香了起来。随后，他又模仿真版古文书上的草体婆罗谜文字，将它们抄写在桑皮纸上。如此，所谓的古文书便出笼了。阿洪认真打量了自己的“作品”一番，觉得它和真的一模一样，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就用脏手将“古文书” 胡乱搓揉了一通，接着用胡杨树叶点火，将“古文书” 熏烤，使其出现深褐色以增加陈旧感。随后，阿洪用酸性物质处理铜钉，将“古文书”装订了起来，在自家的沙漠边缘埋了个把月，挖出来，抖了抖上面的尘沙，带到和田的街头叫卖，没想到还真遇到了买的。
这时大约到了1889年，有一名叫鲍尔的英属印度军官为了捉拿杀害英国探险家达格利什的凶手，也来到了新疆。凶手没捉到，鲍尔在和田的街头却遇到了阿洪。嘿，文物呀！鲍尔的眼前一亮，想要把阿洪的“古文书”买下来，直觉告诉他，这一定价值不菲。多少钱？鲍尔没想到阿洪只问他要了10头毛驴。
随后，鲍尔将“古文书”寄到了印度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由当时著名的东方学家霍恩雷进行鉴定。这是些什么字呢？佉卢文、印度婆罗米文、中亚婆罗米文或者藏文、汉文、回鹘文、波斯文、阿拉伯文、阿拉米文、以及希腊文……它们似这个又像那个、像这个又似那个，霍恩雷一时难以解读，但凭直觉，他认为它一定是中亚的古文字，而且可能是一本在公元4世纪用婆罗迷字母书写的古印度梵语书。随后，这本号称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成为无价之宝，被命名为“鲍尔文书”，引起轰动全球。鲍尔因此名垂青史，不仅军衔晋升为少将，还被授封为汉密尔顿爵士。
阿洪就这样撞上了大运，被推上历史的舞台，10头毛驴的财富虽说曾经满足过他的胃口，但他的眼前却再现了成群结队的毛驴，而他又不能将他们拒之千里。大规模的造假因此而始。干着干着，阿洪觉得有些麻烦，为此，他找到了一位助手依不拉音·穆拉。此人略懂一点西里尔字母的知识，就在“古书”的文字中夹杂了这方面的内容。
接下来，他们将“古书”出售给在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的同时，也卖给了沙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如此，“古书”开始源源不断地由新疆流向世界各地，但始终让语言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而阿洪与穆拉则开始了工厂化的规模生产——他们将自己“发明”的那些文字，雕刻在了木板上，开始了印刷作业。
那一头，霍恩雷非常认真，他说，（“古文书”）所写的文字对我来说是相当未知的，或者是因为我的知识有所欠缺，以至于不能在定期公务中抽出的少许闲暇中做一个准备充分的解读。同时，他希望在长期钻研中亚语言的同行当中，有人能识别这些稀奇文书的文字和语言。为此，霍恩雷花费了三年的时间，但还是没有把那些“古文书”弄懂。
有道是世间的东西越找不到答案，就会显得越神秘。伴随着“古文书”流行，新疆迎来了一个外国探险家探险的热潮，很多探险家都冲着这种“古文书”背后的神秘文化而来，涉足新疆以寻宝贝。但是，假的永远真不了，有人开始对“古文书”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而阿洪也在这个时候露出了马脚。
有一次，阿洪到喀什噶尔出售“古文书”，返程时顺便去看望一位名叫贝克伦德瑞典传教士，并交给他三卷木版印制的古书。巧合的是，贝克伦德的仆人是阿克洪以前邻居家的孩子，他认定阿洪一定是在造假，并当着主人的面说出了阿洪的真实身份。同时，贝克伦德也从阿洪送来的“古文书”中看出了破绽——由于供不应求、规模化的生产也似难以满足，阿洪他们此时采用的纸张太新了。贝克伦德连忙写信给霍恩雷以及对此事感兴趣的所有朋友，但滑稽的是霍恩雷却坚信那些“古文书”是真的，只是人们没有搞懂它而已，随后，他甚至鼓动人们收集这类文书，并将它称为“霍恩勒收集品”或“英国中亚收集品”，收藏了在英国图书馆中。
就这样，刚刚撩开的假象，又恢复了真实的模样，霍恩雷继续着自己全力以赴的研究，阿洪造假依旧。1901年，斯坦因来到了和田，找到了阿洪。斯坦因也曾看走了眼，卖过阿洪的“古文书”，但与霍恩雷不同的是，他发现了其中的破绽，认定了“古文书”是假的，而霍恩雷不仅是斯坦因的导师，也是斯坦因刚接替的加尔各答伊斯兰学校前任校长。
在斯坦因的质问下，阿洪说出了自己的造假过程，斯坦因立马写信将真相告诉了霍恩雷，但霍恩雷仍然不相信“古文书”是假的。斯坦因希望和田的地方官员能将阿洪抓起来，但那些地方官员也就做了做样子，审讯时，阿洪请求斯坦因带他去欧洲，但斯坦因没有答应。此后，造假之事不了了之，阿洪也没有了音讯。
1901年斯坦因回到英国，当年7月，他在牛津的家中与霍恩雷会面。霍恩雷此时已经意识到了“古文书”是假的，因为斯坦因又带回一些当时未知语言的写卷（于阗文），但他还是不愿直接说出，在称自己的报告已经发表，木已成舟不可销毁的同时，表示继续释读斯坦因带回的于阗文，使自己在学术上的名誉得到挽回。据说，至今，阿洪伪造的那些古卷和刻本仍旧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分类号为：Or.13873和Or.13873/58。
在我国，这场造假活动同样具有持久力：1929年，中国研究西域和中亚的资深考古学家、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黄文弼，在新疆购买了一些“古和阗文书”。返京后，他将它拿去请找季羡林鉴定。季羡林称，它可能是古和阗文字，但“内容不明”。直到1959 年，季羡林的老师、德国印度学家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才指出黄文弼买到的“古文书”，实际上是阿洪遗留下来的伪造品。
当年，阿洪伪造那些文书目的很单纯，只想弄点钱花，但他没想到他的“发明创造”会影响专家们对新疆古代文字的研究，而这件事若要总结起来，也许只有这样一句话——只有识破了假的，才能发现真的——斯坦因正是因为识破了阿洪才发现了尼雅遗址，而那里正是“出产”佉卢文的地方——中国新疆地区最早使用的民族古文字之一。（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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