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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有200多封信，都是志愿军战士们及朝鲜驻华大使馆寄来的，想交给盟组织保管。”在民盟成立80周年之际，我们拜访了98岁高龄的老盟员孙文芝女士，请她口述在20世纪40年代，与丈夫尚丁全力保护上海全市盟员花名册的事迹。而她的这番“题外话”，却引出了另一段如今已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
尚丁、孙文芝夫妇
“用生命来保卫它”
出生于1923年的孙文芝，早在1944年便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她的丈夫便是曾任黄炎培秘书、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等职的尚丁。
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总部被迫解散。尚丁受命担任民盟华东区执行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负责把盟组织转入地下，直到上海解放。而当时记录着上海民盟地下组织500多名盟员信息的一本珍贵的花名册，就藏在尚丁家中。
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非常时刻，尚丁忙于奔走，根本无法把名册带在身边。于是，他把这项特殊使命交给了最信任的妻子，并对她说：“这是上海全市盟员的名册，组织决定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机要任务，交给你负责保管。这关系到整个民盟的地下组织和全市盟员的安全，你要用生命来保卫它。”并告诉她，从此后，民盟的组织活动都不要参加，尽可能少出门。
这本花名册只有手掌大小，极薄的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记有每个盟员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入盟年月、入盟介绍人等内容，是祝公健撤退到香港前花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抄录下来的，后由辛志超交付给尚丁。
“一个不到二两重的小本子，捧在手里，感到它的分量可有千斤重哪！”孙文芝拿到册子后用油纸包好，但一夜没有合眼。她想了很多保藏它的方案，最后决定把女儿的玩具小钢琴拆开，把小本子藏进去，再把小钢琴钉好。“我又储存了半桶火油，准备着万一被搜被捕时，点火与它同归于尽。”
后来，孙文芝还是不放心，又把小册子转移到一个很小的热水袋里，倒过来用一根细细的铁丝系住，从小阁楼窗口探身出去，顺着小天井靠墙的水落管里放下去，吊在半空中，才放心些。此后，她片刻不敢大意：“组织活动不参加了，连中国妇联的会也不去开，甚至就在对面的小菜场也很少去，每天就吃咸菜、酱豆子。”即使在1949年2月生二女儿住院期间，她也只能吃白粥。史良得知她的情况，特意请秘书送来了100只鸡蛋，“我感动得流泪了”。
回忆起当年的事情，孙文芝无限感慨：“当时史良的秘书是来过我们家的，她被捕后，被特务吊打了很久，都没有出卖我们。还有其他的民盟同志，有被捕的，有牺牲的，但是没有叛变的，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件事情，至今我都非常感激他们！”说到这里，她哽咽了……
在尚丁和孙文芝夫妇的生命掩护下，这本小册子历经千难终于完好地保存下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民盟组织恢复活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志愿军战士们寄给孙文芝的纪念品
“把钱送给灾难深重的朝鲜孩子们”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郭沫若主席：我以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名义，寄上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请代转给朝鲜的一个孤儿院，赠给那些在反抗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中，壮烈牺牲了生命的朝鲜英雄父母的孩子们。”这是孙文芝于1953年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的开头。
“这1200万元是当时的旧币，是我和丈夫在长年的从事教育工作中，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所有财产。”孙文芝进一步解释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中国孩子们的沉痛遭遇，常常引起我的极大同情。从那时起，我就常想多积累一些钱，把它贡献给儿童保育事业，希望多少能够减轻孩子们生活中的不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儿童都获得了新生，党和国家都在关怀着他们，他们总算够幸福的了。因此，决定把这些钱送给灾难深重的朝鲜孩子们。”
孙文芝不知道怎样把这笔钱捐出去，便给郭沫若写信，想让他帮忙转给在战乱中失去双亲的朝鲜孤儿。她还在信里写道：“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母亲，我要坚决为孩子们的幸福的未来而斗争！为了向这群朝鲜孤儿们的父母表示崇敬，为了对这群朝鲜孤儿表示爱抚，赠予他们这笔为数不大的钱，以表示母亲们拥护和平、保卫孩子的决心。”
朝鲜战争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朴正爱给孙文芝的信
没想到，这封信隔日便以《一个母亲的愿望——孙文芝为给朝鲜孤儿捐款写给郭沫若主席的一封信》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末还附有孙文芝的地址。于是，一封封信件如雪花般涌向了孙文芝的家里：“有时候一天有三四封信，那时候，每天回家的路上我都在想，今天会不会收到来信呢？”
其中，朝鲜战争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朴正爱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您对朝鲜战灾孤儿的这种热爱，已使战斗的朝鲜妇女更深刻地体会到伟大的中国的妈妈们，对我们是多么体爱，多么友谊，同时更鼓舞朝鲜妇女的胜利信心。”
而让孙文芝最为感动的，是众多志愿军战士们的来信：“这些信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写给我的。”在信中，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妈妈”：
“妈妈，我现在是志愿军的一个青年战士，但是我的童年却是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度过的。我不满三岁就死了母亲，十三岁那年，日本鬼子又杀死了我的父亲。我们一家只剩下我这一个幼苗，日子该是多么阴暗凄惨啊！当时，同情我家悲惨遭遇的人，把我收养在一所后方的儿童保育院里，在那里，我和将近五百个和我遭到同样命运的小伙伴们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祖国解放的炮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孩子们的真正幸福的生活开始了。可是，比我童年更悲惨的遭遇，从1950年6月25日起，又降临在朝鲜孩子们的身上。”
“当我和同志们看到您给抗美援朝总会郭沫若主席的信时，都说：这是每个母亲的愿望。咱们祖国的母亲都是这样慈祥、爱子女，仇恨杀害子女的敌人。”
“这种崇高的母爱，温暖了每个朝鲜人民，每个朝鲜母亲和孩子的心，也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每个为和平、为朝鲜的孩子们而斗争的战士们。”
“您不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是爱好和平的孩子们的母亲……我要向母亲表示决心。为要达到母亲的愿望，我向母亲保证在任何恶劣危险的情况下，我要挺身而出，消灭敌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献出我宝贵的生命。”
志愿军战士们不但和“妈妈”分享着战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还寄来了自己与战友的照片及小纪念品。
其中，有一名战士为她讲述了身边战友牺牲的壮烈事迹，让她震撼不已：“每到夜深人静，我就会想到那封信，想到那位英雄的烈士，不由得走到我的小孩的床前，看着她们熟睡得红红的小脸，我更觉得孩子的可爱，也更觉得战士们的伟大了。”
孙文芝和丈夫尚丁认真地读着每一封信，常常回信到深夜，有时，他们还会把3个可爱女儿的照片夹在信里，寄给志愿军战士们。她在一封回信中写道：“我算不准时间，我想清晨的太阳也许就要在你们那里升起了。同志们，我以一个母亲的名义祝你们平安，向你们致最崇高的敬礼！”
如今，68年已经过去，孙文芝仍惦念着这些志愿军战士们：“这些年我们颠沛流离，多次搬家，丢了很多东西，唯独这些信，我一封都没丢。这些可爱的战士们都是我的孩子，我的亲人，不知他们后来有没有平安归来？不知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她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百年后，把这些信放在民盟的档案馆里好好保存：“让大家记住这些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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