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王学谦 蔡仲：超导超级对撞机兴衰的政治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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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超导超级对撞机(SSC)作为大科学政治时代的典型工程，其兴衰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特定历史和政治环境下的结果。通过对战后美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回溯性分析，得出SSC得以立项的三个政治前提：布什模式、技术怀疑论与国家威望。随后探讨了冷战结束后的外部政治环境如何导致SSC立项的三个政治因素变得不合时宜，并进一步论证了官僚化管理机制导致该项目最终夭折的过程。这对未来类似的大型基础研究项目的决策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 超导超级对撞机 基础研究 技术怀疑论

大型对撞机作为一项规模庞大的基础研究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自然会在科学界内外引发这样一个问题：社会是否应该支持这种代价高昂的基础研究项目?在诸多大型对撞机项目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 SSC),该工程是科学家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兴建，但又在进行了7年后戛然而止，成为20世纪科学界最著名的失败项目。SSC何以在立项之后又夭折?这不仅是科学问题，还应当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去探究。本文旨在通过回溯性分析SSC历经的政治语境，目的在于突出三点：一是政治体现为人类社会的组织管理,通过回溯不同历史时期，科学外在政治使命与内在自身诉求之间的博弈，能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与管理等网络中，厘清SSC兴衰的主线。二是科学需要政治的支持，而政治则通过科学来实现自身的目的，从最初的斯坦福对撞机到SSC,这个过程展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科学与政治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达到平衡的。三是冷战背景到知识经济时代，政治要求科学使命也随之改变，分析这种政治评估对SSC造成的不利因素，及对未来兴建类似的大型基础研究项目的启示。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撞机兴起的三个政治前提

(一)布什模式的确立

二战期间，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在科学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关系，更是定义了大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运作方式。战争结束时，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对科学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但同时这样的科学已经变得过于昂贵，无法再仅依靠私人的资助而生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布什(Vannevar Bush)在其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提出的关于基础研究的发展计划被称为“布什模式”,包含了决定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三个信条：第一，布什首先区分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的定义是“产生的是普遍的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并不掺杂实用的目的”[5]。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不考虑任何具体的应用目的，而是纯粹自由探索的纯科学式的理想，但早在战前，纯科学的理想已经站不住脚了。大萧条(1929—1933年)已经迫使大学强调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并寻求产业界来赞助其科研项目。因此，布什用“基础研究”的概念来代替排他性的“纯科学”概念，并将之扩展以包含基础工程研究。第二，布什强调：“基础研究导致新知识。它提供资本。它创造出知识储备，……新的产品和新的工艺流程……是建立在新的原理和新的观念基础之上，而这些新原理和新观念又是在科学最纯粹领域中的研究工作中艰辛地开发出来的。”尽管基础研究不以实用的目的为导向，但却是一切应用型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源泉，形成了一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单向度流水线模型。第三，布什竭力说服国家和政策部门，这种由基础研究引起的技术进步能满足国家多方面的需求，联邦政府应该为此投入大量的科研资金。这为美国战后几十年科学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范式与依据，并建立一种科学与社会的准契约关系：政府通过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使得科学家获得高度的自治权，其产出的知识将转化为技术进步，并最终造福于整个社会。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之下，使得高能物理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鉴于传统科学“还原论”的观念，物理学一直是“科学中的科学”,其提升会能促进各研究领域的进步。正如量子力学成功以后，所有的学科都获得了提升，从化学、生物学等学科，拓展到更为广泛的军事、医学与电子工业等领域。而且早在20世纪30年代，劳伦斯(Lawrence)在加州伯克利研发的回旋加速器引发了一系列非常成功的美国粒子物理学项目，因产生人工放射性同位素，而获得了193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粒子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通过发展加速器等实验设备来检验和完善这些理论，奠定了未来加速器经历了“同步加速器—环形加速器—对撞机”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二战期间，从原子弹到各种常规武器，都是“物理学家的战争”,物理学家被视为军事技术的重要贡献者，成为政府的宠儿，他们享有特殊待遇，而数量占物理学圈子总人数10%的粒子物理学被视为曼哈顿计划的科学继承者，不仅成为公共财政支持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而且在美国政府决策中拥有相应的政治声望与话语权。于是，对撞机项目作为布什模式下的基础研究项目，同时又属于政府青睐的高能物理学领域，为将来建设大型对撞机项目开创了条件。

(二)技术怀疑论：应对布什模式的政治修辞

布什的线性模型，在理论上反复强调了基础研究处于核心地位。但冷战初期推动基础研究发展的现实力量并不是由科学家纯粹的好奇心驱使的，而是由军方为了在军备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而资助的科学研究，美国政客们通过利用布什模式的政治修辞，巧妙地将科学家纳入国家安全体制之中，成立了国防动员署科学顾问委员会(ODM-SAC),正如福曼(Forman)所说“军事机构资助的目的是利用物理，而不是接受物理学的指导”。这样的政治环境不足以支撑起大型对撞机的兴建，因为对撞机基本属于前沿理论领域的大型基础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军事上的技术副产品，这决定了军方并不会去主动资助对撞机这样的前沿工程。因此，建设大型对撞机的另一个政治前提是：科学研究不能仅满足军事需求，科学家能应对军方利用布什模式所做的政治修辞，在国家安全体制下保持相对的自洽性，这必须要获得政府的支持，而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与军事-工业复合体之间的博弈为实现这一政治条件提供了契机。

从战时的曼哈顿工程加快了二战的结束，到冷战初期的氢弹项目成功后的军事威慑力，不断地增加了军方对技术进步的信念，使得军方主导下的研究兴起了一股“没有约束的”技术狂热主义，布什亦对这种军方主导下的基础研究表示出担忧，“各军种都要发疯了……它们(追求)一种极其庞大的、完全不协调的技术进程表”。而对处在这种境遇中的科学家们而言，一方面是寻求自身相对独立于军方的自洽性。另一方面是作为公共科学家的使命，对科学研究的用途有了一种社会责任感，寻求恢复曾被广岛核爆破坏掉的科学的和平形象，来试图限制狂热的军事技术发展势头。这使得技术怀疑论得以形成，即认为冷战期间，试图对国内外社会和政治问题寻求技术解决方案，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对技术解决方案所存的幻想，不仅导致社会资源被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开发项目上(例如耗费10亿美元研制核动力飞机的败举),而且有时会严重误导公共政策(危险的军备竞赛)。因此，就任何给定项目而言，在进入费用巨大的运行阶段的前提条件是：必要的基础研究都已完成。这调整了布什关于基础研究作为技术进步“先导”的著名学说，从而进一步表述了一种可称作“负向装配线模型”来强调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即重点并不是科学对技术进步的积极贡献，而是基础研究对技术评估的作用。如果使一项技术奏效的必要基础研究(如制造核动力飞机时所需的高温材料知识)仍未完成，那么这个技术项目就会失败。即基础研究不仅作为新技术创新的一个来源而得到辩护，更重要的是防止政府在昂贵的应用研究和开发中进入死胡同的一种办法。这表明技术怀疑论在冷战的政治环境之下，通过调整(深化)布什模式，论证了政府支持(科学家主导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来应对军方对布什模式所作的政治修辞。在这个过程中，也加深了科学家对科学与政治的不可分离性的认识，若科学家们(尤其是高能物理学家)试图通过技术怀疑论来影响政府的科学政策并挽回科学的名声，必须要离开象牙塔，进入政治领域里。

在科学家和政治日益接近的过程中，氢弹之争与朝鲜战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冷战失控的风险。为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出于更为全面的政治考虑，通过一群“正直的”科技精英，在之前国防动员署科学顾问委员会(ODM-SAC)的基础上，重组升级为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并支持科学家的技术怀疑论。因为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而言，至关重要的并不是科学家在倡导科学时的自制，而是通过这种把基础研究放在首位的技术怀疑论，以及它相对于各军种的独立性[4],来限制军方的技术狂热主义，从而避免冷战失控的风险。由此，艾森豪威尔采纳了科学家的建议，即政府介入基础研究可能是对军事-工业复合体主导下的技术狂热主义的一种制衡。

正是技术怀疑论提高了科学家在美国政治中话语权，实现了基础研究由军方掌控，到(政府支持下)科学家建议的转变过程，标志着美国科学的政治语境中关于“政府能为科学做什么”与“科学能为政府做什么”,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4]:一方面，政府加强对科学家倡导的基础研究项目物质上的支持，保持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科学家通过基础研究不仅能获得直接、正面的收益，并以此来向政府说明与鉴别出技术的局限性，有助于政府能制定一种平衡国家安全、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的科技政策。正是在科学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大型对撞机成为科学界目标和政府需求的“会聚点”,在PSAC科学家的建议之下，艾森豪威尔总统(1959年)在有关基础研究的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科学：自由的女仆”的演讲，要求国会拨款1亿美元用于建造历史上最庞大的科学仪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为了积极推进科学研究和保证美国在高能物理学中的领导地位,并在70年代启动了斯坦福正负电子非对称环(SPEAR),80年代建造了正负电子对撞机(PEP)和斯坦福直线对撞机(SLC),在探索理论前沿的物质结构及能量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内的)重要的实验成果，这促使政府决心建设更大的对撞机，从而开启了一个对撞机的时代。

(三)国家威望：建设对撞机的政治动机

开启对撞机时代的两个政治前提是基础研究的优先地位与政府采纳了科学家的技术怀疑论。然而，毕竟对撞机这类的基础研究项目缺乏相应的功利性前景，斯坦福项目预计投入1亿美元，而随后SSC仅是估计费用(1984年)就达30亿美元，政府及公众又为何会支持这样昂贵的超级工程项目?

以1957年“苏卫一号(Sputnik)”作为起始事件，标志着大型科学工程作为国家威望的体现，成为政府资助及公众支持前沿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理由，这种国家威望的竞争不同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有所缓和的军备竞争，一直是冷战时期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不仅体现在太空竞赛，也包括科学家们最关心的实验室里，理论科学家与实验科学家作为有影响力的顾问而崛起，而政府则愿意在科学资助中日益承担主导作用，这创造了对基础研究和科学探索的广泛热情,使得建设大型对撞机有了合理的政治动机。而给科学带来了更大预算的物质条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使得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进入了“黄金时代”,大学里联邦资助的科学研究预算实现了20%—40%之间的年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总的研发费用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4],最终让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这样耗资巨大的对撞机项目在财政上成为可能，这开启了在苏卫一号之后高能物理学大工程的时代，是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一个象征。

在这个基础研究的黄金时代，美国在粒子物理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为将来开启的SSC项目奠定了相应的理论与技术基础，使得粒子物理学的实践者可以构想和设计这个超级项目。理论进展表明，粒子物理学涌现出的范式，即所谓的标准模型，需要某种机制将其所有的基本粒子——夸克、轻子和规范玻色子——融合在一起，一旦获得高能量，至关重要的希格斯玻色子，或其他神秘的现象将会出现。所有物质都通过希格斯场获得质量，没有希格斯玻色子，我们将会和光线一样永远在宇宙飞窜……因为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比质子大133倍，需要超级能量才能撞击出来。但在80年代初，由于布鲁克海文的旗舰项目Isabelle存在严重问题，质子-质子对撞机的超导磁体一开始并没有按照预计的运行，导致了美国在该项目上严重受挫。此时斯坦福直线对撞机的最大值为50GeV,也不足以完成寻找希格斯玻色子的使命。需要进一步建造超级对撞机来完成接下来的实验。而要建设SSC这样的超级工程在技术上的核心是超导磁体，由布鲁克海文和费米国家实验室的加速器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率先获得了技术上的突破，其设备产生的磁场强度是地球的10万倍以上,最终使得建设SSC在技术上变得切实可行。

同时，这种国家威望的竞争不仅与苏联阵营，美国的欧洲盟国开始对美国在高能物理学领域内的威望提出了挑战。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在1976年已开始运作直径两公里的环形超级质子同步加速器(SPS),并且在80年代初发现了规范玻色子，欧洲科学家在理论物理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也超过了美国，从而实现欧洲在这一领域不亚于美国的地位。针对于此，在科罗拉多州召开的粒子物理学家会议(1982年)上，费米实验室的主管威尔逊(R.R. Wilson)等高能物理学家提出了建造SSC最初设想，“立即开始TeV量级、高亮度的质子对撞机计划，力争尽早进行物理实验”。这种能量达到兆(万亿)电子伏特级(TeV)的超级项目，预计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工程，比以往任何在该领域进行的项目都要昂贵。80年代里根政府的上台，为美国以兴建超导超级对撞机来恢复美国在粒子物理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提供了政治上的契机。里根政府放弃了前几届政府缓和冷战的策略，开启了公共支出复苏的时代，大幅度增加联邦政府对研究和发展的资助，特别是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研究，这是一个类似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后苏卫”时期。美国高能物理学界再一次巧妙地利用了由此带来的联邦开支的繁荣。在SSC开始建设之前，能源部能源研究办公室资助的核聚变、高能和核物理，在1981年至1987年间实际增长了80%以上。在此基础上，1987年里根政府宣布美国将开发用于探究基本粒子的SSC,旨在欧洲高能物理学界取得成功之后，恢复美国在粒子物理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来提升国家威望。然而在大科学政治时代，SSC必定也要在国家政治经济的运行环境中与其他科学项目争夺资金。1993年，在得克萨斯州开挖了24公里的隧道，花费了20亿美元之后，SSC的最终价格也从最初预算中的30亿美元，上涨到100亿美元,并最终在外部政治环境与内部官僚化的双重原因下夭折。

二、SSC的夭折：外部政治环境与内部官僚化的双重原因

(一)外部环境的转变：三个政治因素之疡

苏卫一号背景之下，国家威望决定美国政治经济环境运行的特点，促使了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猛增。对此，温伯格做了一个计算：自二战结束到1961年的科研费用增长率再持续20年的话，科学将在财政上毁掉美国。然而，从冷战时代跨越到知识经济时代，美国科学的外部政治环境发生了大的转变，改变了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特殊投资，科学拖垮美国的财政的危险显然已经被避免了，但这也意味着促使SSC兴建的三个政治因素已变得不合时宜。

(1)技术怀疑论与社会的脱节

技术怀疑论使得相对自洽的科学家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从而开启了对撞机时代。但技术怀疑论本意并不是对技术价值的卢德式的盲目否定,而是以技术批判的方式来拯救科学。在之后社会变革、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中，对科学的后现代式质疑等相对主义兴起，开始走上了一条与技术怀疑论截然不同的批判道路，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将“追求真理式”的科学蓝图解构为社会因素。正是这种对科学的质疑，公众开始对SSC这样以追求真理为名义却耗资巨大的大型基础科学项目的经济与政治价值提出质疑，并转而寻求实用效果显著的新科学政策。这表明了公众对科学应该承担何种角色问题上的转变，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对政府用诸如SSC的大科学工程来提升国家威望的政治趋势的反思。同时，技术怀疑论所设定和利用的在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分也被打破，美国政府及社会的关注点不再是区别“纯科学”和“应用技术”,而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因素融为一体的“技性科学”,倡导一种以创造财富为导向的科学研究。这要求类似于SSC这样大型的基础研究项目逐渐让位于更具经济效益的科学项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面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标志性的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样一个注重技术进步所能带来无限利益的社会，技术怀疑论变得越来越与社会脱节。而科学家没能充分阐明他们从事SSC的意义，正如赫尔曼·沃克在《得克萨斯的深洞巨穴》中指出：“粗略估计，99.99999%的美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希格斯玻色子”。民众认为探索物质之谜的研究似乎与自身的生活并无直接关联。这使得SSC这样由科学家倡导的探索物理学前沿的基础研究项目，在诸多公众质疑与政府预算压力之下艰难运行着。

(2)基础研究之困境

SSC在里根政府时期得以启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布什模式所定义的基础研究优先模式，基础研究支撑起整个技术进步，从而会带来整个社会繁荣。因此，政府相信通过支持SSC项目能带来诸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最终流向社会。然而，战后一直遵循布什模式的美国科技界在80年代开始不断地受到日本等新型工业国家的挑战，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美国公众都开始质疑战后几十年遵循的布什模式。并且里根政府时期大量公共资金的支出开始对国家的内部预算造成了压力。维持大型基础研究项目的能力和意愿开始下降。对美国政府而言，无止境的支持基础研究已成为一个无必要的负担。此时，经济竞争在美国国家议程中排位很高，这使得国家的科学技术政策从基础研究向更具商业前景的应用研究转变。这并不是否认基础研究，而是不再像布什模式一样，支持诸如SSC等对无穷无尽科学奥秘的奢华探索，并且通过评估科学项目是否有商业前景来删选基础研究项目，即科研项目的商业前景决定了对其资源的投入量，这表明了粒子物理学有充裕经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政府及公众认为，与数十亿美元的投入相比，SSC的技术副产品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该项目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在短期内难以有可观的商业回报。根据1988年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评估：5年之内，SSC可能会占掉全部联邦资助基础研究的6%—7%,占物理科学的13%。而SSC项目建设费用开始时预算为30亿美元，1990年能源部的一个独立成本评估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全部SSC预算费用会高达93亿美元[10]。这使得诸如诺贝尔学奖获得者安德森(Philip Anderson)和前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布洛赫(Erich Bloch)这样对政府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指出SSC挤压了其他基础科学研究。政府和国会也开始重新审核是否继续投资SSC项目。

(3)冷战结束驱散了国家威望的动机

991年苏联的解体，驱散了冷战的幽灵，也使得SSC丧失了国家威望这个支撑其建设的最后一个政治动机，政府对大型基础研究项目的政治态度也由此改变。国会议员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建造SSC这样一个庞大而昂贵的项目的依据——除了重建美国在高能物理学上的卓越地位这一模糊的目的之外。很少有国会议员质疑SSC是否能做好科学研究，但认为它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正如贝勒特(Boehlert)在众议院辩论中说：“SSC不能治愈癌症，不能解决男性秃顶的问题……”,在紧缩的预算环境下，许多其他更紧迫的项目需要得到关注，他们很难证明有必要额外支出数十亿美元来继续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的研究[7],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或良好的技术利益，成为科学政策讨论的中心。尤其是当美国陷入1991—1992年的经济衰退，政府对大科学工程的政治目的从提升国家威望转变为扩大就业和刺激经济。SSC工程与政府投入的巨额资金相比，仅创造了7000个工作岗位，经济效益并不显著。与类似巨额投入的大科学工程比较，由美国航空航天局主持的国际空间站(ISS)却创造了约75000个工作岗位。在这样的政治评估之下，美国在希格斯玻色子上击败欧洲人不再那么紧迫了。最终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国会决心削减不断增加的美国财政赤字，投票停止资助SSC项目。

(二)官僚化管理产生的问题

外部政治环境的转变使得支持SSC项目的三个政治条件已不合时宜。然而，此时该项目已处于建设阶段，进一步导致该项目在1993年被国会终止的三个原因为：其宣传成本在十年之间不断稳步增长，达到最初预测的三倍多；而帮助美国分担这些上升成本的外国援助的缺失；公众对美国能源部和大学研究协会管理不善的担忧。在这个表象背后是政治导致大型科学项目的过度官僚化，官僚体制监控并主导着SSC工程的运行，从而造成了官僚化管理与科学本身的矛盾。

(1)行政机构与学术团体的矛盾

SSC这样的超级工程，需要科学界与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最初预设的分工是，学术团体承担主要的科研工作，而其巨大的规模需要行政机构的持续监督。因此，在项目运行初期，由美国能源部(DOE)和大学研究协会(URA)管理，具体是设计工作主要在能源部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LBL)进行，在康奈尔大学物理学家梯格(Tigner)的领导下，SSC中央设计小组(CDG)开发了一个详细的对撞机概念设计，由布鲁克海文、费米实验室和LBL实验室监督超导磁体及其他部件的研发工作。美国能源部作为公共机构来监测该大型项目所产生的费用，而大学研究协会作为学术联盟来协调各大学或部门之间的科研工作。但在能源部和大学研究协会之间，彼此通常将矛头指向另一方，认为对方应对管理不善与成本失控负主要责任。美国能源部认为大学物理学家无法管理如此庞大、复杂、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项目。物理学家们则反驳说，美国能源部像一项军事采购一样来处理SSC,并试图从军工企业中招募管理骨干对项目进行微观管理，而不是履行合同中约定的“监督”职责。到1993年，负责SSC项目的两个阵营之间已经变得非常敌对，使得极难形成对抗国会中该项目的反对者的统一阵线，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认为其管理不善。

(2)过度官僚化的管理机制

SSC作为大型基础研究本应该科学家全权负责研发工作，美国政府和工程企业承担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协调和服务。然而，一方面，SSC项目如此重要且昂贵，获得政府巨额投入的代价是，不能只由科学家管理(科学家出身的管理者的话语权逐步变小),官僚化管理开始介入科研领域。另一方面，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企业逐步成为科研活动的主要力量。在美国能源部和大学研究协会的矛盾中互相指责对方管理不善，至于大学研究协会(URA)是否管理不善，仍有争议。URA的支持者认为，虽然项目初期出现问题，但项目已得到控制，并已按预算和进度进行。当其反对者在1993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对这些断言提出了质疑，国会的态度早已向企业倾斜，最终，在众议院的压力之下，能源部同意寻找企业来逐步取代大学研究协会，成为SSC的管理和运营承包商。由于企业将科学研究作为获取更多利润的手段，往往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使得该工程的预算进一步增加。并且，企业通常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科学的方式)去理解大科学工程，这导致在SSC的运作过程中，实验室内部出现了官僚文化。例如，斯威尔德鲁普(Sverdrup)与美国阿美特克有限公司(EG&G)从参与该项目开始，就录用了大量自身的管理人员，而企业管理者习惯于以与科学家截然不同的方式运作，即根据纯粹的财政考虑来做出决策，在成本控制的名义之下，不鼓励技术和设计上的改进，替代方案的决定被“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所扭曲，关键的科学和技术人员通常在决策链中处于较低的位置,甚至导致了原被委予重任的梯格因职务降低，而离开了SSC项目。这种过度官僚化的管理机制在不经意间破坏了研究环境中的特殊活力，是对SSC真正科学动机的抛弃。

(3)不利于国外援助的政治态度

里根政府建设SSC项目的最初政治目的是：重建美国在科学技术上领先地位，将其与国家威望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一开始就几乎不利于外国的参与。随着经费的不断攀升，美国才开始寻求国际合作，美国众议院在1990年授权法案中规定，三分之一的SSC的成本必须由非联邦承担。因此，有一个具有相应的经济与技术优势的合作国家，是决定该项目能否获得通过的关键。但美国政府并不愿意别的国家分享技术，只愿意让参与国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一些配件，导致了国际援助相当有限。美国传统的欧洲盟国在该领域具有成熟的技术与经验，但除了做一些相对较小的贡献两部大型粒子探测器的设计和施工之外，把他们稀缺资源用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设施的升级改造上。日本作为另一个潜在合作国，科学界和政界对于是否参与SSC项目的重大问题和分歧已经得到解决，并在1991年和1992年进行了详细的谈判，为准备加入SSC项目铺平了道路，成为唯一有能力、也愿意拿出10亿美元来让国会满意的国家。但日本坚称，要求其参与的正式请求必须由美国总统亲自提出。然而，由于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对工程选址已定在德克萨斯州(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乔治·布什)的科学项目表现得毫不关心，在外交上对日本的政治优先议题是贸易谈判，再一次错失了获得国外资金的机会。与此同时，参议院SSC的主要倡导者，也是作为监督能源部非国防活动的授权和拨款委员会的主席约翰斯顿(Johnston),却依旧很大程度上反对外国捐款，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美国项目，资金应当来源于美国[7]。相比之下，同样成本也在不断上升的大科学项目国际空间站，因为之前已经和多国签订了协议，使得其幸存了下来。正是这种不利于国外援助的政治态度，最终使得SSC项目失去了国外资金的援助，成为官僚体制下的牺牲品。

三、启示

SSC作为一项大型科学工程，基本上属于基础研究领域，需要政府与公众的大力支持，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政治注入大科学之中，政治权衡(而不是科学标准)成为决定其成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从根本上与科学精神是相冲突的。政治评估最大的问题在于很难对科学知识的价值、科学发现的文化影响、人类理解自然的组织原则和破译宇宙的欲望，都设定一个精确而有意义的价值。相比之下，在冷战时期将科学前沿与国家威望联系在一起。而在经济问题占据主流的政治环境下，鉴定知识进步与经济、社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比较容易。尤其是SSC这样需要巨额投入的大型科学项目，资助机构会对可能产生的经济和技术副产品进行准确分析。然而，SSC项目是为了解决基础科学的前沿问题，其最终的应用与经济价值并不是能完全预计到的，使得其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最终夭折。但这并不代表大型基础研究项目的终结，其兴衰历程对未来发展类似项目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对于大型基础研究项目的前景评估，不应当仅放在一个狭义的市场情景中进行。正如SSC的真正意义是在其研发过程中产生的。当时，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希格斯玻色子或任何其他粒子的发现，是否以及如何为某些实际应用播下种子。但促成对撞机建造的研究，已经转化为许多有用的副产品：例如，加速器的发展产生了治疗癌症的单细胞疗法，粒子探测器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医疗诊断技术和实时分析等。同时，这种科研项目也不应当仅是为了“追求真理”,或是为技术而技术，而应是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有助于达到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目标而进行的研究。这就要求类似耗资巨大的大型基础研究项目立项之前，应当对其外部政治经济环境进行相应的中、短期预测，充分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可能的潜在风险，在决策和运行期间减少(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其的冲击。

第二，在决策机制中，政治家和公众应该尊重科学家对于类似研究项目的提议，因为科学家最能胜任对研究项目的独创性、科研价值和可行性等进行评估。但是政治家和公众能更好地权衡研究项目的社会价值或影响、法律意义与各方经济利益冲突等问题。因此，其决策机制不应当仅由政府与科学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而是要建立该项目的协商机制，让各类反思型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民间社会成员等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

第三，在科学与政治的张力上，大型基础研究项目的特殊性，其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上的支持，这迫使科学家游走于科学与政治之间，但必须要警惕政治力量过度地利用科学来满足自身欲望，这可能会导致科研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内部的官僚化管理，技术上的问题被“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所扭曲，科学家在整个研究项目中被相对地边缘化，终将毁掉该项目的科学根基。在造成大量社会资源浪费的同时，也会透支科学的信誉度。这就要求科学与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面对类似于SSC这类耗资巨大且复杂的超级工程项目，政府有必要监督资助的过程，例如当面对地方政府和企业在争夺经费上的博弈时，可考虑针对该项目成立一个由政治中立、不受约束的科学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能对各方案进行技术分析、审查和评估。但应尽量避免对项目进行微观管理，科学家作为“内行人”,在自己专业领域内最有发言权，所以应在微观管理上当起主导作用。双方共同承担起大型基础项目的运行。

第四，兴建SSC的目的在于探索高能物理学的前沿问题，尽管这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但也是基础研究中成本最高，相对缺乏实用意义的项目，容易受到国家政治经济环境束缚的分析，从另一方向表明了应当将其推向国际，特别是其普遍性和不受经济或军事利益的影响，国际合作是进行类似大型基础研究项目的最佳途径，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参与重大科学挑战的机会。事实证明，广泛的国际合作和超越任何单一国家利益的远见是类似项目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正如大型强子对撞机是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欧洲成员国和其科技强国共同出资建造的，并出色地实现了这一愿景。这为未来类似的大型基础研究工程的决策和管理提供了范例。

作者简介

王学谦，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与社会。

蔡仲，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

文章来源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1年第5期

编辑｜邓连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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