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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孟子曾一度被请出孔庙，其主要原因在于孟子当初总结过的一条为政原则。
孟子曰：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字面上翻译就是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社稷其次，君王最轻。
所以想要成为天子，拥有天下则必须得到百姓的拥戴，想要成为诸侯则需要得到天子的认可，而如果能够得到诸侯的认可则可以成为大夫。
朱元璋认为这段话有挑战君权的意思，所以不承认孟子在孔门的地位。
但其实，朱元璋误解了这段话，而且不光朱元璋误解了这段话，近代很多的人都没有理解其中内涵。
比如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观念传入我国，很多人便找来孟子这段话，说民主制度不是近代西方人发明的，我们中国人两千年前的孟子就已经在倡导“民贵君轻”了。
这种民族自信固然可贵，但只要结合历史来看，便会发现其实孟子的意思与西式民主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孟子为什么要提出“民贵”？
要知道在以农业为根基的古老中国，粮食生产、军力建设全都依靠人力，所以人口的多少很大程度上直接代表着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
纵观历史，天下的姓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变更一次，例如汉代是刘氏天下，唐代是李氏天下，到了宋代之后，诸如拓跋、完颜、爱新觉罗等等外族也曾统治过汉人的中原地区。
所以，所谓政权其实是假的，百姓拥护便有政权，失去了百姓的政权很快就会颠覆。
这是绝对的历史真理，是至高的政治原则。
而其次的“社稷”则是农业文明特有的精神信仰。
上古时期，中原洪水泛滥，人们为了避免洪水的灾害都跑到地势较高的土地上居住。
所以当时的人们对土地有着一种依赖性的信仰，于是便用“社”来代表土地神。
而中原地势封闭，农业种植是人们生存之根本，所以人们便用“稷”来代表谷神。
有了土地，种植庄稼，人们就能够生存下来，于是“社稷”便成为了我们古老农业文明的绝对信仰。
“社稷”不是实物，虽然很多地方有社稷坛之类的建筑，但其本质是一种信仰。
家族有家族的社稷，国家有国家的社稷，一个国家的君王可以更换，一个家族的管理者也可以更换，但只要社稷在，家国就还是那个家国。
而在这三者之中，君王是最没有价值的，因为一旦失去了前两项，再尊贵的君王，也很快就会倒台下去。
就好比孟子曾经游说过的齐缗王，当初齐缗王灭了宋国，便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了。
于是向南侵略楚国，向西攻打韩、赵、魏三国，甚至还想灭掉周天子，取而代之。
结果燕昭王让大将乐毅联合韩、赵、魏、秦的联军攻打齐国，齐军大败，联军眼看打到了临淄。
好在楚国的淖齿及时赶到，救了齐缗王，并成为了齐国宰相。
齐缗王得救之后依然认识不清自己的处境，自诩为齐国君王，恃位而骄。
结果淖齿一怒之下绑了齐缗王，问了他三个问题：
“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赢、博之间，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有人当阙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则闻其声，王知之乎？”
千乘、博昌两个地方方圆数百里，雨水都被血侵染成红色，嬴邑地都裂开，冒出了泉水，有人趴在宫门外痛哭，出去却找不到人。这些惨状大王您都知道吗？
齐缗王回答知道。
淖齿又问：“天上下了雨血，地上裂出泉水，人在宫外大哭，天地人都在提醒你，你却不为所动，如何能不杀你！”
于是他把齐缗王悬在房梁上，扒皮抽筋活活折磨死了。
想来当年孟子在齐国住了很长时间，始终在找机会给两任齐国国君讲述“仁政”的治国思路，民贵君轻的原则齐缗王一定听过，但他不重视，一心只想当天子。
结果天子没当成，自己惨死如此。
所以，君王这个名或是地位有什么用呢？没有了百姓和社稷，君王什么都不是。
故而之后孟子又给我们归纳了一下这个政治原则的逻辑。
一个普通人能够获得诸侯王的器重，就能够当上大夫。
而如果一个人能够获得天子的器重，获得了天子的分封，那么便能够当上诸侯。
而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天子，那么谁器重也没有用，必须要能够得到“丘民”的推崇，“丘民”就是种地的农民，也就是最底层的百姓。
“丘民”处于社会的底层，但也是人数最多的阶层，能够获得这些人的推崇，那么国家根基稳固，社稷信仰坚定，自然也就能够得到天下，成为天子了。
所以综上，孟子强调“民贵君轻”的思路，并非是真正在提出让人民掌权，他没有跳出原有君王封建统治的社会结构。
而是依然站在君王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基于分封制提出了一种通过调和君民矛盾而实现社会稳定的合理化统治方案。
这个原则虽然从当代视角来看依然时代性十足，但其在后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是有着绝对的正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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