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逄观星】
晓来谁把霜扑醉
——悼黄宗英
大众日报·新锐大众记者 逄春阶
十几年前，黄宗英在《新民晚报》写过一篇随笔叫《谁把霜扑醉》，开头写的是“晓来谁把霜扑醉，总是离人泪”。有人较真，说黄宗英记错了，应该是《西厢记》中的台词，“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但我觉得黄宗英的“谁把霜扑醉”好，好就好在一个“扑”字。
12月14日凌晨，享年96岁的黄宗英去世了。看到这个沉重消息，我脑海里蹦出了五个字：谁把霜扑醉。
我喜欢黄宗英的报告文学，模仿过她的报告文学，我喜欢她的灵动的语言和节奏，我喜欢她的报告文学的小说结构，无论是《大雁情》《星》《桔》，还是《小木屋》《美丽的眼睛》，差不多都是最多万把字的精短报告文学。但它们超过了现在动辄一大本的报告文学。我也学着她，尽量写短些。
最早接触黄宗英的报告文学是在上海办的《文汇月刊》上，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最先看到的是《他们三个》，反映上海“老三届”青年，命运坎坷，但矢志不渝，研究医学测量中出现的令人头疼的“0点漂移”难题，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医用自动永停滴定仪。术语的枯燥被黄宗英灵动的语言冲淡。我当时刚刚尝试写作，把黄宗英的人物描写、景物描写抄在本子上。“在他们最富于幻想地走向生活的当口，却满腔激情地接错了电源：闪光、雷霆、迷雾、风暴掀倒了这整整一代人。……”类似的充满张力的句子，感染了我，一直影响到现在。黄宗英给我的重要启发是，一切景语皆情语。报告文学可以掺入个人的感情，抒发个人的情绪，与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读黄宗英，我常常记得我的前辈赵鹤翔先生关于创作的叮咛：把灯挑亮，让血肉鲜活灵动。
当然，影响我最大的是黄宗英的关于报告文学的创作谈《与人物共命运》，下面的话，成了我日后创作的提醒：“如果把笔者的感情比做一团带电的云，能击撞出雷电的，就意料不到的落在了我的稿纸上。不是我选题材，是题材撞上了我。”“我不是作为一个作家而活着，我是作为一个人而活着：一个姐妹、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阿姨、一个长者、一个晚辈、一个知心朋友。我应该随时随地想到自己应该做什么——在生活中以自己的身心去写；而后，才谈得上在稿纸上写。” “写普通人，普通人总是绝大多数，我也是其中一个。”“写正在行进的人们。写胜利者，更也写失败者，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不重在写一个人做成了什么；而重在写他是什么样的人。报告文学不能等同于英雄榜、劳模榜。有所追求的人们，我愿之同行。强者，携着我；弱者，我挽着。我更喜欢强者，由于我软弱，我需要力量。……我不纯客观地去描写人物、报告事件，而是与我描写的人物同甘苦、共命运去迎艰涉险，痛醉黄龙。”这些话，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引过来，一点点地践行之。普通人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来的，每一天都不虚度。视自己的职业为神圣，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为神圣，光泽在普通人身上，我必须盯紧他们，留心，耐烦。
1956年，黄宗英与孙道临等联合出演了根据巴金名著改编的电影《家》，在其中扮演梅表姐。
黄宗英的哥哥，著名作家黄宗江曾说过：“我不能灰色地活着，我不能黑色地活着，我要亮色地活着。”而黄宗英就是一直活在亮色中。她在《谁把霜扑醉》中有这样一段写到她的先生赵丹：“1980年秋，赵丹在北京医院患癌症已濒危，却还念念不忘催促我和孩子们去香山看红叶，他已连话也说不清，气也喘不匀，还嘱咐：‘……红叶……红叶……’我说：‘我们会去的，等路上不堵车了去，快快乐乐地去。你放心。’”
赵丹与黄宗英
这一切，在一般人看来感到不可思议，但对赤子来说情真意切。人生境界，从最终的心愿里能映出来。临终语，是有声语言里最动人的情感。赵丹如此，黄宗英也如此。
“晓来谁把霜扑醉”，晚来一杯敬洁魂，我会用心品味那个“扑”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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