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李聚奎,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30年任红六军红九师二十七团团长,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他回忆当年在当团长时被师长迫着学文化:
记得，我们红一军团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挥下占领了江西西部的重镇吉安后，有一天，徐彦刚师长把我们三个团长找到一起，对我们说:
“你们现在是一团之长了，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那怎么行了从现在起，要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学习文化。”他说完，就从衣兜里掏出来三支崭新的自来水笔，送给了我们每人一支。这是他用自己节约的伙食尾子钱，特地从吉安市上买来的。
我接过徐师长赠送的自来水笔半开玩笑地说: “师长，学习文化是很重要，但现在整天行军打仗，哪有时间顾及了它!你给我们买了笔，就先让它作为纪念品吧!”
徐师长听我这么一说，顿时认真起来，他说:“我给你们买笔，不是让你们作个纪念品就算了，而是要你们从现在起就学文化。”徐师长停顿了一会又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特有的本色。学文化也可以如此，结合工作进行学习，不见得比进学堂提高得慢。再说，要做一名出色的红军指挥员，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没有文化知识，工作就会受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文化和打仗是一致的，学好文化，就更能打好仗。”
接着，徐师长怕他对我们的要求落空，就又给我们规定一条，他说:今后各团送到我这里来的工作报告，必须由你们团长亲自动手。
那时下级向上级汇报战斗生活情况，除了用口头报告的形式外，通常还采用书面报告的形式。例如:部队行军，每天要写宿营报告;部队训练，每周要写训练生活报告，部队打仗时，每天要写当天的战斗详报;一个’战斗结束后，要写出详细的战斗经验总结报告，等等:，团部编制有一名专职的书记官，过去这些文字性的工作，都是由他负责，主管干部只要动动嘴，由书记官执笔上报就行了。现在这一切都要由自己动手写。我觉得徐师长这个要求太高了，就着急地说:“我在家七岁时只上过一年多学。学的字都忘记了，现在让我打仗可以，只要你师长下个命令，我李聚奎上刀山、下火海保证完成任务，而写报告这玩艺，我没法完成。”
徐师长见我着急的样子，哈哈大笑了起来，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不要着急，办法定有的，平时你汇报工作不是用“首先、其次、最后，把情况讲的蛮有条理吗?写书面报告，就是把你说的，扼要地写在纸上，开始可以由你先讲一遍少让书记官执笔整理，写好后，你再照书记官写的重抄一遍，细心体会体会，然后，把你自己抄的那一份上报给我。”他接着对我们三人说，“以后书记官写的我不要，就是报上来我也不收。你回去照我的办法去做吧，只要坚持下去，天长日久不愁学不会!”
徐师长这次同我们三个团长的谈话，给我们的教育极为深刻。从此以后，我照着徐师长的要求去做，先让书记官把写好的报告读一遍，然后，我自己再照着报告一笔一画地重抄一遍。第一次抄报告可真费劲，笔在手上不听使唤，憋出一身汗才抄了一行字。书记官看我这副模样，提出要帮我抄。我婉言拒绝，坚持自己抄，抄完了，我请书记官帮助检查一遍才送到师部去。
我第一份“杰作”，虽然字迹写得七歪八斜，但徐师长看了却非常高兴，他当着通信员的面连声称赞:“不简单!不简一单i’’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锻炼，我不但会认会写很多字，而且开始学着起草战一斗命令和工作计划了一。在战场上还能写简短的报告，送到徐师长那里，当他知道是我写的，很满意地说:“写得不错。”
在我和徐彦刚同志相处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对我每次所写的报告，总是认真审阅，对我写错的字、不通顺的句子，都改正过来，然后加上批语，再退给我看。而我对他退回来的报告上所写的字，以及给我的便条、信件，则照着描写多遍。我现在所写的行书字体，还是那时从徐彦刚同志那里学来的，当然没有他写得好。
从那以后，我一直保持一r亲自动手写报告的习惯。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从西路军回到甘肃省镇原县援西军司令部时，向党中央写了一份题目叫《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的报告。至今这份报告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如果不是长期在战斗空隙中坚持学习文化，我是不可能写出这份报告的。
现在每逢我提起笔时，徐彦刚同志当年教我学文化的动人情景又浮现在我的面前。徐彦刚同志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江西永新牺牲的)，但他那坚定的革命意志，崇高的品德，以及对部属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的精神是我永世难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