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具有装饰动物纹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以鄂尔多斯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也最具典型性，因此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它的时代始于商代，经春秋、战国鼎盛时期，一直到西汉前期，是活动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带以狄——匈奴为代表的我国北方地区早期畜牧——游牧民族的物质文化遗存。这批物质遗存种类繁多，形制多样，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以大量的动物造型为装饰题材是其最大特征。
鄂尔多斯地处丝路中段，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重要交汇地带，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研究价值。这批遗存意趣天成，观赏性强，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世界畜牧游牧文化中占据有特殊的地位，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精华之一。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中均可以见到这种独具特色的东方古代畜牧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身影。
独树一帜的草原丝路青铜文明
（一）
彰显北方草原民风的实用器具
鄂尔多斯青铜器大多是当时的实用器具，它与北方草原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及人们最直观的意识观念。目前发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实用器具中，作为兵器使用的，主要有短剑、流星锤、棍棒头等，这也和《史记·匈奴列传》等文献中有关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 的记载是相符的。工具包括刀、斧、凿、锥等；生活用具包括针筒、挂钩、铜镜、匕形器、青铜匙等。
短剑出土数量较多，剑柄的形式变化丰富，形制多样，制作精良。是鄂尔多斯青铜器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剑首由铃首或兽首向蘑菇状首、“触角式”首、“变形触角式”首、环首的方向发展变化，由复杂的圆雕造型而简化成近似平面的造型，剑格也由简洁走向了复杂。早期北方民族彪悍尚武，短剑是成年男子必备之物。由于短剑既是他们马上近距离进攻的利器，也是贴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同时还具有武士身份及对战神崇拜的双重象征，所以他们对短剑倍加宠爱。
北方畜牧民族的主要生活资源就是放牧的牛羊以及狩猎所得的猎物，由于这些生活资源从宰杀、切割、食用，以及皮革的加工、使用等，都离不开锋利的带刃工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普遍使用短刀的传统，这样，便于携带、得心应手的各式铜刀，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之一。
环首鸭纹青铜刀
青铜匕，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器皿。造型别致，制作精美。由于其刃部并不锋利，有的还很钝笨，显然不适宜日常生活中的切割、穿刺，加之其精美的造型、华丽的装饰等综合分析，这类器皿应该是在特殊的场合下使用的、类似于匙、叉类功用的器具。《汉书·匈奴传下》中曾记载：“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犂挠酒。”这里所言的“径路刀”和“金留犂”，即有可能就是柄部装饰豪华的青铜短剑和青铜龙首、鹿首或蛇首匕。
蛇首青铜匕
鍑是北方民族特有的器物之一,除铜质的外，还有铁质的。这类器物双耳的设置，不仅在于就炊时搬动方便，更主要的是为了少数民族迁徙时的携带方便，而镂空高圈足的设计，也是针对游牧生活特点，就炊时随便找一个略平坦的地点，把铜鍑从马背上解下来就地一放，在高圈足下一拢火就可以炊事了。
舞蹈纹青铜鍑
（二）
洋溢着草原风情的青铜装饰品
早期北方民族较中原农耕民族更注重对自己的装扮。“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装饰品，种类繁缛，造型多样，包括头饰、项饰、腰带饰和配饰等。以各种动物纹为装饰图案或者以动物为造型的带扣、饰牌、饰件等，是当时最主要的装饰品。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应为腰带饰，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狄——匈奴民族特有的“胡带”，它是“鄂尔多斯青铜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北方民族广泛使用、用以标明身份地位的最重要的服饰品。
这是一套非常罕见的盘角卧羊铁芯包金带具，一套2件，分别由带饰和带扣组成，同时具有装饰与束带的功用。带饰采用高浮雕与圆雕相结合的造型技术，用金片锤揲成盘角卧羊形图案。羊安详静卧，抬头前视，盘角位于头部两侧，四肢内曲呈卧状，羊身周围有卷云纹图案。铁质后背平整，曾有钩钮，已残。带扣作竖长方形环状，用金片锤揲出卷云纹图案。扣合时带饰背部的钩钮搭入带扣的狭长孔内，两个羊头相抵，整套带饰金光灿灿，豪华显贵无比，是迄今所见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极其罕见的珍品。
鸟形青铜带扣
带扣是腰带的钩挂、束系构件，主要是起到将腰带的两端扣合到一起的作用，它是早期北方民族特有的一种束带用具。此带扣总体呈圆形，一端有突出于环体外侧的孔钮，相对的另一方，环体上则有一个鸟头或鸟喙状的钩形小凸起（扣舌），鸟头部的眼睛清晰可辨，侧面观之，整体似一只展翅滑翔的鸟，因此，有的学者将其形象的比喻为鸟形带扣。
(三）
再现早期北方民族驭马技术的车马器
马是少数民族生产、代步和作战的主要工具，正是由于骑马术的出现和娴熟的驭马技术，才使得他们在与其它民族的对抗中占据了先机，马既是他们的忠实伴侣、也是他们的宝贵财富，因此，对马的防护和装饰，同样是北方民族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和引以为豪的一件大事。同时，马车也是重要的战争和仪仗用具。各式马具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便于驾御马的马衔、节约、防护马要害部位的当卢及用于美观的饰件、泡饰、銮铃等。这些车马具的出现表明至少到春秋晚期，鄂尔多斯地区的北方民族的乘马装备已经十分完备。
虎头形银节约
节约特别的是西沟畔出土的虎头形节约，背面不仅有战国晚期的中原刻划汉字，而且出土时背面的十字穿孔中尚残存有交叉形皮条。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还有大量形制多样的铃铛，其中除较大型的应为车舆銮铃及动物项下佩挂之物外，多数应是人们的随身佩戴饰物。在各种集会活动中，随着跳舞者节奏的变化，清脆动听的悦耳铃声，时而整齐划一、如滚滚春潮，时而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令人神魂颠倒，扑朔迷离。部分铃铛还可能是神职人员（巫师）的身上饰物或举行法事（祭祀）时使用的法器。
伫立驴形青铜杆头饰
车马器中最有特点的是各种动物造型的杆头饰，车辕饰，这些器物以圆雕立体动物为装饰，动物种类有马、羊、虎等，造型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动物形杆头饰是早期北方少数民族所特有的器物，推测应该是车舆围竿或其它实用器物上的附件。这类青铜杆头饰及车辕饰，其中也不乏具备神权、宗族权或地位标示功能的权杖首。
走进丝路草原民族的青铜天地
（一）
活力四射的原生态草原艺术
特征鲜明、风格独特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是伴随着早期北方民族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发展而兴起、繁荣起来的，它既是与当时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形影不离的必需品，同时也是饱含他们智慧、思想、意识、艺术的物质载体。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形成了生产、生活必需品特有的类别和形态，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他们独特的胸襟和情操。因此，早期北方民族在打造这些赖以提高自己生存质量的金属制品的同时，也同时注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艺术灵感和丰富的情怀。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形态各异的老虎造型，除了再现少数民族崇尚勇敢和以能征善战为荣的豪爽性格外。应该还寓意有其他的含义。《史记·天官书》载：“昴，胡星耶”。这里称谓的“胡”，即中原人们概念中的以狄——匈奴民族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如此可见，狄——匈奴民族应该是以天象中的昴星团为自己的族星。又据《说文》解释：“昴，白虎之中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白虎星。因此，北方民族是在以猛虎来寄寓自己的族星—— 昴星，也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老虎造型大量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绝大多数是青铜制品，但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黄金、白银制品，这应该和早期北方民族崇拜大自然，崇拜日、月的习俗有关。《匈奴列传》载：“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意即在匈奴人的心目中，单于就如同旭日初升的太阳，是草原上令人敬畏仰慕的首领，同时也是人们心目中的金人、金神（太阳神），他的恩泽将会遍及每个草原之子，令自己的部落兴旺强大。在中国北方地区岩画中发现的大量太阳神图案，也应该是这个寓意的具体表现，可见整个北方民族都有这样一个相同的意念。
(二）
畅行无阻的青铜文化交流
鄂尔多斯青铜器既不同于夏、商、周青铜器的敦厚、凝重；也不似三星堆青铜器那样神秘、诡异。但正由于它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及人们最直观的意识观念，所以，他才与中原农耕民族青铜文明和西南巴蜀民族青铜文明共同构筑了博大精深的中华青铜文明。
由于鄂尔多斯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地区，这里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也是古代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牧业文化的汇集地。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不仅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代表，成为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建起中国中原地区文化与欧亚草原文化沟通的桥梁，在世界青铜文化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
娴熟的青铜铸造工艺
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代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和艺术的发展水平。“鄂尔多斯青铜器”铸造工艺十分高超，绝大多数的青铜器，都采用双范合铸的做法，形制规整、合范严谨，纹路清晰，工艺娴熟。通过部分饰牌背面保留的麻布印痕可知，这些器物及一些圆雕的动物饰件，则是采用了代表当时冶金铸造业最高发展水平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制作而成的。另外，通过对“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表面层富锡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可知早在春秋晚期，北方畜牧民族就熟练地掌握了青铜镀锡工艺，并运用在“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生产、制作中。早期北方畜牧民族除掌握了高超的金属冶炼、铸造及表面处理技术外，对金银器的锤揲、模压、抽丝、焊接、镶嵌等复杂技术也同样运用自如，精美绝伦的匈奴金冠等，便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音频/文字/图片来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美丽内蒙古】节目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
责任编辑：张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