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9日，一场审判在上海战犯法庭里开庭。担任审判长的石美俞，宣读了一份判决书。这份审判书的大意是，虽然这名接受审判的战犯曾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各项罪行“与被告并无关系”，理由是被告上任时间晚于这些暴行发生的时间。此外，该名战犯还奉中央命令引导百万日军放下武器投降，因而有功于大局，被判决无罪。这名战犯，正是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虽然直到1944年冈村宁次才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但在此之前，冈村宁次一直活跃在侵华战争一线，一手策划了日军侵入东北、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事件，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大型战役，背后都有冈村宁次的身影。因此，冈村宁次被延安列为头号侵华战犯。然而，国民政府竟为了一己之私利，用如此漏洞百出的判决书保下冈村宁次的性命，而且放虎归山，真是荒谬绝伦！无耻之尤！
那么，老蒋为什么要放这个昭和军阀核心人物，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自由？这其中有个人情感因素，但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还是利益问题。
老蒋青年时期曾经赴日本留学，并且在日本陆军做过一段时间的士官候补生。这就导致后来日军大举侵华的时期，对面很多日本高级军官都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老师或者教官。在感情问题上，老蒋就和日本人格外近了一层，和党内以孔宋为代表的亲英美派风格迥异。老蒋抗战消极怠工，多少和“顾及旧情”有些干系。双方士兵在战场上浴血搏命的时候，国民政府高层居然还在和日军高层通电话，通话气氛“极为友好”！这简直让人想起一战时期，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两国首脑是表兄弟关系，战争初期两人通电话还在使用对方昵称的故事。
比起感情，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利益。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军队聘请日本顾问就已经成为一种见惯不怪的事实。就以阎锡山为例，直到1948年7月太原战役爆发，阎部仍有日本顾问若干，日本兵1000人。这些日本兵作战勇猛，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抗战爆发之前，老蒋就已经和冈村宁次有了联系，希望借助他的经验和能力来剿灭自己最大的政敌——中共。抗日战争一结束，老蒋就迫不及待地和冈村宁次第二回勾搭上了。
这种勾搭很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日本军队对待中共军队和国党军队的态度区别。日军拒不接受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接管，以至于电台里明明已经宣告日本投降，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还是得靠强攻才能收复日占区。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国军前来接收时日军就乖乖打开城门，听从差遣。为何会如此？这当然不会是士兵的自发行为或者好恶所能决定的，而是因为拒绝投降的部队都是得到了冈村宁次的一条命令，才负隅顽抗。当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手握80w日军的岗村宁次并没有直接放下武器，而是冷冷地说了四个字：”继续攻击“。而这攻击的对象自然是我军，如此一来，国民政府接收抗战胜利果实的机会大大增加，而我军损失就很大，而所谓的接收变“劫收”的荒谬历史也就有逻辑可循了。
冈村宁次区别对待中共和国党的目的十分明显：培养扶植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即便中日战争失败了，鱼肉中国人民的机会仍然很多。事实上，1945年下半年，数百万抗日军民尸骨未寒，老蒋便已经秘密将冈村宁次聘为军事顾问，表面上把他关在监狱里，实则把他的生活照顾得十分周到。1949年，老蒋大厦将倾，也不忘把他的日本顾问摘出去。最终，1949年1月29日，国民党做出了天人共愤的判决：冈村宁次无罪。就这样，这个满手鲜血的刽子手全尾全须，“荣归故里”。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氏对日本人的巴结力度不减反增，公开聘任日本人指导来台的中国将领们，以便提高这批人的战争素质，为“反攻大陆”做着准备。然而，就一些小规模的袭击大陆的战斗而言，台军的表现均不尽人意，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
冈村宁次的侥幸逃脱，和731部队实际负责人石井四郎受美国庇护未受审判一样，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这个残酷的事实证明，即使是战胜国，如果国力尚弱，内有奸诈之徒，外有强国作梗，实现正义仍然是一件困难的、常常失败的事情。发奋图强，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才能避免这样令人拍案的历史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