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欧美国家争夺话语权，仅仅有一个胡锡进是不够的，仅仅胡锡进一个人的观点，也是不够的。胡锡进的观点，其实就是民族主义的观点。今天，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谈一谈民族主义、冷战的起源和话语权的问题，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词，近代欧洲有三场影响世界历史的政治革命，那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也有三大影响世界的伟大思想，那就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第一：民族主义的起源
在中世纪的欧洲，不存在民族主义，因为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徒，然后认为自己是某个封建领主的附庸，最后才有可能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那个时期的欧洲，还没有形成近代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实都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而产生的，18世纪的西欧，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工商业的繁荣、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利用了民族主义学说以国家的名义从国王、封建领主和天主教会那里分享或获得权力。所以，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学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产生。
严格来讲，古代的东亚世界（中国、日本与韩国）也没有民族主义，东亚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从欧洲传播过来的。中国古代有“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华夏族居住在中原，四周是夷狄，所谓东夷、南蛮、北狄、西戎，当然，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是重文化，而轻种族的，夷狄的范围不断向外扩展，西周初期，今天的山东、江苏等地是东夷之地；湖南、湖北等地是南蛮之地；陕西省西北部一带是西戎之地；陕西省、山西省的北部一带和蒙古高原则是北狄之地。到了明清时期，山东、陕西、江苏、湖北、湖南和山西的全部地区，都成为了儒家文化的区域了。
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袁崇焕抗清都属于古代的“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的范畴，并不是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样是伴随着中国进入近代民族国家而产生的，中国什么时候成为了近代民族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就在1840年。
因此，真正的民族英雄是1840年以后，为抗击列强的侵略而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当然，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成分来自于古代的“夷夏之辨”，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岳飞、文天祥、袁崇焕也可以称之为民族英雄，弘扬岳飞、文天祥和袁崇焕的斗争精神，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内容之一。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之起源，有双重成分，第一：古代的“夷夏之辨”；第二：近代抗击西方列强的屈辱历史。这双重成分是在西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构建了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
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与被西方列强压迫、侵略的屈辱史相联系，与此同时，其雏形也脱胎于古代的“夷夏之辨”，含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情绪。
民族主义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独立的过程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民族主义也有利于保护本民族的文化，这些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不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学习欧美国家先进的工业文明，完成现代化的任务，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容易形成盲目排外的错误思想。
第二：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三座大山”的被推翻，“三座大山”有一座就是帝国主义的大山。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历程，虽然经历过一些曲折，但是，成绩是主要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农业和军事体系，极大发展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抵制了美苏等国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正式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改革开放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过程，在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农业和军事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并不会危害到中国的主权独立。因此，现在的对外开放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开埠通商”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不应当把欧美国家的科学文化知识当作是“舶来品”而盲目排斥，也不应该只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文化，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学说。为什么不能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那一套学说呢？因为西化不等同于现代化，人类有普世价值，但西方价值不等同于普世价值，“中学”和“西学”不是相互对立的。
中国是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这个世界的国际格局已经定型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当年的日本、德国和苏联都要艰难，比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后起的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工业小国也要艰难很多。
日本和德国，当年搞战争崛起，都没有好下场，日本现在是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受制于美国。德国是经济大国、科技强国，但是，其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受制于北约和欧盟，德国和日本在政军方面的影响力，还不如法国和英国，英法至少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样的结局都是德日当年搞战争崛起付出的惨痛代价。德日当年搞战争崛起，地球上没有核武器，今天的地球上布满了核武器，一个大国再也不可能依靠战争崛起了，大国与大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那就是世界末日。爱因斯坦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下一次世界大战将用石头打仗”。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有没有呢？显然是有的，但是，一旦爆发，人类文明就有可能被毁灭。
韩国和新加坡现在是发达国家，而且是二战结束之后，为数不多的已经完成了现代化任务的亚洲国家，韩国和新加坡的军事是靠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要维护自身的主权独立，肯定不能靠美国。
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环境，是非常艰难的，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我们既要坚持和平崛起的战略，也不能成为某个超级大国的附庸。
弘扬民族主义精神，对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帮助的，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提高民族凝聚力，但是，民族主义情绪过分高涨，对内有可能伤害到自己的同胞，对外则有可能被西方反华势力反向引导而被剥夺话语权。接下来，我们以美苏冷战为例来说明话语权的问题。
第三：冷战的起源与苏联的话语权
冷战时期，苏联有没有话语权呢？显然是有的。但是，无论苏联人怎么对外宣传，美国和西欧的媒体就是把苏联人的话，往歪了引导。最后造成什么现象呢？不管苏联人讲什么，都是错的。苏联人对外宣传友好，是错的，对外“强硬”，更是错的。到了里根时代，苏联就变成了“邪恶帝国”的代名词了。苏联人最终失掉话语权，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这个时候，苏联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停滞的现象。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就再也无法证明苏联制度的优越性了，导致苏联人自己对自己都失去了信心，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当美国人搞“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计划）的时候，美国人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能不能搞成，但是，苏联的科学家认为不管美国人能不能搞成，反正苏联人肯定是搞不成的。
美国和苏联是在1945年走向冷战的，之所以走向冷战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右转，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外交往往是国内政治的延伸，服务于国内政治。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这里面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1、冷战是美国主动挑起的，苏联是被动防御的，因为美国第一，处于攻势，苏联是第二，处于守势，苏联在二战结束之后只是关心自身的安全问题，但是，苏联人采取的方法错了，还是固守当年俄罗斯帝国的传统，认为疆域越广阔，周边的缓冲地带越多，自身就越安全，没有积极参与全球化。
2、关于战后的安排问题，美苏英三大国的首脑是有分歧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希望通过民主协商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改变过去传统的军事同盟和划分势力范围的观念，这也是美国积极推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丘吉尔和斯大林还是老观念，认为每一个大国要控制影响本国战略利益的地区，这一老观念类似于老欧洲的传统的建立均势格局的观念。
3、1945年2月，罗斯福与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形成了《雅尔塔协定》，雅尔塔会议，三大国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有分歧的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共识，而是形成了模糊的暂时的协议，最主要的两个问题，就是战后波兰政府的重建问题和德国未来的安排问题。美苏的主要分歧点是在波兰和德国的问题上，在德国未来的安排问题上，斯大林希望德国作出巨额赔偿并且将德国的领土永久分割，罗斯福是希望建立一个崭新的统一的德国。在波兰的问题上，罗斯福与斯大林都达成了妥协，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举行一次自由选举，来确定波兰政府的组成人员，但是，当时的苏联军队已经占领波兰了，苏联占优势，所以，波兰政府的组成人员一定是亲苏联的，不过，斯大林也答应为亲西方的波兰人留有一席之地。
总的来说，《雅尔塔协定》达成了共识，然而，当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回国之后，苏、美、英三国关于《雅尔塔协定》的解读，都在各说各话。苏联人在东欧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亲苏联的政权，同时也拒绝履行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不过，美国人也没有办法，因为东欧在二战期间就成为了苏联人的势力范围了。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依然没有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对话和沟通的渠道是畅通的，并且对苏的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度假温泉，突然中风逝世了。罗斯福去世之后，新上任的杜鲁门总统不熟悉国际事务，对待苏联问题，罗斯福是有灵活性的，相信斯大林是理智的，而杜鲁门则缺少灵活性。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民主党也跟着向右转。根据《大西洋宪章》，罗斯福的愿望是战后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改变过去传统的军事同盟和划分势力范围的观念，但是，到了1945年底，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可逆转地转向了“遏制”理论，对苏联进行遏制，其实就是恢复到老欧洲的传统，即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军事同盟。
罗斯福的最后竞选是在1944年，他的这一届任期预定在1948年结束，但是，自1944年开始，他的健康状况就不断恶化，美国人预料到罗斯福的第四个任期不会届满，当时正处于二战时期，为了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1944年，罗斯福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毫无悬念地成功当选。如果罗斯福在任期内去世，那么，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就会继任总统，华莱士被美国人看作是中间偏左、亲共人士，于是，1944年大选，罗斯福的竞选伙伴就改为了密苏里州的议员哈里·杜鲁门。这样的安排，就使得罗斯特总统去世之后，杜鲁门成功上位了。
杜鲁门虽然也是民主党，但是，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全面控制了国会，这已经表明美国的保守主义、右翼势力非常强大了。杜鲁门提出的“公平施政”的方案，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直接被否决了。
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中间偏左，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中间偏右，一个偏向于社会主义，一个偏向于自由主义，共和党不可能赞成“公平施政”这样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计划。
在美国右翼势力和保守主义势力强势的情况下，共和党籍的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后的肯尼迪和约翰逊都是民主党人，肯尼迪的“新边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其实都是恢复到了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传统。美国的国内政治在肯尼迪时期，开始左转，但是，对外政策并没有调整，因为冷战正酣，这种惯性，是无法改变的。
因此，从肯尼迪开始，美国的政界，以民主党人的势力最盛，期间虽然有共和党籍的总统当选，但是，民主党人在此后的40年里，一直在国会两院占有优势地位，直到1994年克林顿任期内的国会选举，共和党人才重新控制了国会两院。所以，人们在当时也有一种说法，美国人在二战结束之后，对内搞了社会主义，因此，今天美国的资本主义早就不是那个自由资本主义了，而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很多成分，美国如此，西欧也是如此。
1944年至1945年的冷战的形成，并不是不可避免，如果苏联人采取积极的态度，融入世界，冷战就搞不起来了。
冷战是在欧美国家先搞起来的，亚洲国家是被迫卷入的。1945年，美苏的关注点在德国和波兰，不在东亚，因此，美国人并没有出兵干预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苏联人也没有全力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当美国人看到，中国不会成为美苏之间的缓冲地带时，他们就开始扶植日本。
正因为中国是被迫卷入冷战的，所以，在1955年至1970年，中美之间维持着大使级外交会谈的关系，新中国从未放弃过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的努力，中日之间在1950年至1971年还一直维持着民间贸易的往来，1962年11月9日，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碕达之助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如果不是美国的压力，中日关系可能早就正常化了。
我们是被迫卷入冷战的，那么，到了1971年，我们也很容易走出冷战的阴影，中国是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也是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相比之下，苏联人只加入了联合国，并没有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联人一直采取抗拒的态度，寄希望于通过维护自身的安全，来防止美国人的政治颠覆，从来没有想过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恐怕就是冷战爆发的经济原因了。
总结：1、美苏当年走向冷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与苏联人不主动融入国际市场密切相关。2、中国现在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了，中美两国的市场经济交织在了一起，美国人无法脱钩，中国人也不愿意脱钩，中美爆发“新冷战”的经济原因不存在了。3、民族主义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不利于经济全球化，在争夺话语权的时候，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被西方媒体往歪了引导。
拜登是民主党籍，现在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是民主党籍，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是中间偏左的，在美国国内政治左转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抓住有利时机，改善中美关系。拜登毕竟年纪大了，万一他在任上挂掉了，美国的国内政治恐将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也要注重偶然性的因素，正如当年美苏冷战的爆发与罗斯福总统的突然去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右转密切相关一样。
（注：本文仅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个人看法，不代表其他任何人，文中观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