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想要回到民国，想象民国年代是才子佳人卿卿我我、公子小姐香车宝马、十里洋场风月流连……可那不是民国。
真正的民国是残酷的，是昏沉的，是充满血与泪的。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被关押98日至面黄肌瘦；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而行刑时的绞刑架，如今正是国家博物馆的001号文物；
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秘密抓捕，在南京的三年监禁中日渐憔悴，终于在1936年脱身来到陕北。
……
他们在黑暗的时代里披荆斩棘，劈开一条觉醒的道路；他们以生命与热血并肩同行，书写着那个时代最燃的史诗。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的甚至没有机会看到1949，离我们的2021更是太远太远。
但他们思想的光芒却穿越时代，让我们在今天依旧惊讶地拍着大腿直呼赞不绝口——也许，他们离2021，又根本不远。
他们的真知灼见，刺痛的不只是百年前的黑暗，在当下同样一字字一句句掷地有声：
面对伪女权，怎么把嘲讽技能开到满点？“父慈子孝”，家庭关系该如何处理？民科当头、学术献媚，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又在何处？路遇“正黄旗”的北京大妈，怼什么才最优雅端庄有内涵？
那么，就让《新青年》杂志来助你一臂之力吧！这部百年前承载着众多文学家思想家论争精粹的杂志，不仅仅是一部精彩的思想史大观，更是许多新鲜有力观点争鸣的场域。
“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通前到后，一丝不懈”，这部杂志不仅仅是创造和引领了一个时代，更是深切地反思着我们的国家与历史，寻求着觉醒与改变的力量。
1
什么才是真的“有失身份”
前阵子一则关于“正黄旗”大妈的新闻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一位皇城根下的“贵人”大妈自诩自己是“正黄旗”的尊贵身份，在公交车上对外地人破口大骂。
而不久之后，一位上海大妈面对乘警要求戴口罩的合理要求，居然搬出“我是美国人”来大声叫嚣——结果出人意料，除了有美国护照，大妈同时还保留上海户口与身份证。
于是乎，这位大妈最终上海户口与身份证被吊销、入境签证被吊销，五年内被拒绝入境，还真就成了美国人。
这种种所谓”有身份“的鄙陋表演实在是令人咋舌，其实百年之前，相似的丑剧也在上演着，而文人们的反讽便显得格外精彩。钱玄同在《随感录十七》中这样写道：
“某君到西洋留学了几年，居然学成了上等人——绅士——的气派，怪不得他常要拿手杖打人力车夫，听说一年之中要打断好几根手杖呢！车夫自然是下等人，这用手杖打下等人，想必也是上等人的职务；要是不打，大概也是‘有失身份’罢！”
什么是真正的“身份”？什么又是所谓的“有失身份”？也许几位文学家所嘲讽的那些真正“有失身份”的人，在我们今天依旧能看到。
还是从鲁迅先生说起，在反讽一些提倡“打拳”（字面意义）的教育家的《随感录三七》中，鲁迅先生说到：
“近来颇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
“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
看到这里，小北只想说：鲁迅，阴阳怪气的神！任何“有身份”的假面在他面前都帅不过三秒钟，管你是三教九流、学者博士还是名士神仙。看看鲁迅先生托名唐俟在《随感录五七》中的一阵见血的嘲讽：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
2
女性独立，先要经济独立
“不役于父不役于夫，而种种之生活得独立。盖先有经济界之革命，然后向来家庭之经济组织破。家庭之经济组织破，然后女子博得经济的独立。既获经济的独立，然后能脱历史传来之羁绊。”
面对如今在网络空间中争吵最热的话题——女性主义话题，优秀大龄单身女性是否会遭遇社会偏见？谁会向女孩子们灌输单身恐惧？真假“女权”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在实践意义上一步一步走向性别平等？
对此，陶履恭先生在《“女子问题——新社会问题之一》中的讨论可谓真知灼见。女性想要独立，首先就要经济独立，如果没有经济独立而空谈打拳，那便是没有经济基础而妄言上层建筑，从一开始就丢到了基本的根据地。
可是，女性如何才能经济独立并由此取得性别平等的更多话语权呢？自然离不开教育：
“教育既遍施于男女，不特女子之聪明者，能驾男子而上之。即一般之女子，在学成绩，亦不见劣于男子。……故今日之女子，不仅从事于家庭之职业，更从事于社会之职业。不止于良妻贤母之国民，更兼为良工巧匠诗人学士之国民此职业发达之结果。女子活动之范围，殆与男子活动之范围相吻合，工场、市廛、学校、政府，无往不见其足迹也。”
接受平等的教育，寻求平等的职业机会，这样的诉求，你是不是天天在微博热搜榜上都会看到呢？当然，性别平等有赖于外部的客观条件，但女性群体本身的觉醒也同样必不可少，这也正是陶履恭先生所说的：
“民政之进步，新伦理观念之发明，女子生率之增加，其他种种，更仆难数，亦鼓舞女子之大动力。而女子之自觉，自身之猛省，又反而直接、间接促进以上诸种原因。”
同样经典的讨论在陈独秀先生的《偶像破坏论》中也有体现：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先生所指的偶像，是那些陈腐的、传统的观念与信仰，因此他才会果断地说到：
“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节孝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节孝必出于施身主观的自动的行为，方有价值；若出于客观的被动的虚荣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样了。虚荣心伪道德的坏处，较之不道德尤甚；这种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却是真功业真道德的大障碍。”
陈独秀先生在《随感录八三》中另有一段论述，放到当今女权论争的场域中也颇为切当，虽然有的时候女权可能显得偏激，但寻求平等与解放的姿态却是实践的先行条件，因此并不该被一刀切地批判：
“有人方才主张妇女解放，实际上还没有一点事做出来；又有人并不反对‘妇女解放’这个事实，却反对‘妇女解放’这个名词，说解放不是自动，辱没了妇女底人格，惹得大家怀疑，慢说实际运动，连口头上也几乎不好说了，这是图什么!”
3
除了鸡娃，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家长
父母与子女的冲突常常来自于两代人价值观的差异，又到一年毕业季，父母会对孩子在就业或专业选择上造成多大的干预呢？
这种干预里自然是来自于父母生命经验的真切爱意，但如果孩子在其中感受到的是难于沟通的家长制的威压，又该怎么办呢？甚至在一些极端的个案中，父母真的可以有掌控子女选择的权力吗？
“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鲁迅先生化名唐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大胆地对当时过重的父权传统提出了批判：许多家长制的父亲常常因为生育了子女就居功自傲，可是，生育固然是莫大的辛苦，但若因此就对子女的人生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又真的是父母辈该有的行为么？于是鲁迅先生继续说了：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
那么如果父母对于子女的不应该是威权，什么才是理想家庭的亲子关系应有的模式呢？其实鲁迅先生也看得十分明白：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4
面对民科，学术当有三戒
最近，燕山大学教授李子丰研究宣城推翻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专家学者甚至因为对方观点太过离谱，而懒得下场辟谣。
其实，民科年年有，但是如此离谱还如此嚣张却也属实少见，那么，对于学术研究，我们又该采取怎样的立场态度呢？
王星拱在《什么是科学方法》一文中强调了科学方法的五个特点：“张本之确切”、“事实之分析”、“事实之选择”、“推论之合法”、“试验之证实”，其中一段这样说道：
“科学方法却不然，他把这个概念当作抽象的，凡我们所推论的对象，并不是界说里纯净的假定（把概念用言辞记录下来，就是界说），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影子，也许有大同小异的地方。”
除了王星拱，陈独秀先生在《随感录一》中关于“学术何以可贵”的讨论，同样是对于此类民科非常有力的回怼：“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以其无中外古今之别也。”
正因如此，学术不必媚古、媚西，但也不必取宠于本国的意识形态，学术的纯粹性正在于陈独秀所说的：
“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一曰勿尊圣。尊圣者以为群言必折中于圣人。而圣人岂耶教所谓全知全能之上帝乎？二曰勿尊古。尊古者以为学不师古，则卑无足取。岂知古人亦无所师乎？犯此二戒，则学术将无进步之可言。三曰勿尊国。……夫尊习国闻，曾足以励进民德乎？国闻以外，皆不足以励进民德乎？吾以为此种国粹论，以之励进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余。”
而在《随感录十三》中，陈独秀对于学术独立精神的诉求更是溢于纸上：“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唯有独立的学术追求与学术价值的认同，方才有真知真信的学术研究。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先生发刊的《敬告青年》中的词句仍言犹在耳，百年变迁，不变的是一种勇敢抗争、自由对话、独立思想的精神，这是《新青年》的意旨所在，亦是我们今天不该失落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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