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你一直鼓吹白话文，但我觉得你不是真心实意的”，黄侃和胡适一见面，就开始发难。胡适问他为什么，黄侃故作正经地说：“你名字就不对啊。你不应该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文言文的“胡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到哪里去”。黄侃说完之后，很是得意，仰天大笑。
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黄侃是国学大师，文化功底深厚，偏偏是个守旧派，极力反对新文化。而胡适最早倡导新文化运动，因此很受黄侃反感、排挤，经常对他出言不逊。
黄侃比胡适大5岁，学识也确实渊博。胡适天性儒雅，心中虽然不满，但也没有还以不敬，一笑了之。没想到，黄侃认为胡适理亏，不断挑衅。
在一次课堂上，黄侃赞美文言文的简洁，举例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他家人给他发电报，电文肯定很啰嗦。用文言文的话，只用‘妻丧速归’四个字就行了，可以省不少电报费”。
胡适知道这件事后，决心不再退让。他在课堂上宣讲白话文的好处，针锋相对地说：“谁说文言文就能省钱？前几天，行政院一位朋友给我写信，邀请我去行政院任职，我不愿意从政，就拍电报拒绝了。我的电报就是白话文写的，同学们不妨试试，看是你们的文言电文省钱，还是我的白话电文省钱”。
赞成文言文的同学不服气，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最后从里面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原文是这样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胡适笑了笑，说：“总共12个字，但我的白话文复电只有5个字：‘干不了，谢谢’”。教室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次之后，拥护白话文的青年同学越来越多了。
文言文除了文绉绉，不好懂，还有个难题，就是没有标点。一篇文章下来，密密麻麻，没经过专门训练的人，都不知道怎么读。
张德彝清末同文馆第一批英文班的学生，1868年，随清政府访问团出访欧洲，做随团翻译。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欧美环游记》，介绍了西式标点符号。
有趣的是，张德彝本意并不是想把标点符号引入中国，而是对西方使用标点的做法不屑一顾。他觉得西方行文使用标点，纯属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字里行间满是讽刺。
标点符号从引进到使用，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波折。1916年，胡适发表《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成为倡导新式标点的奠基之作。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运用了新式标点符号。
文学大家林琴南也是个复古派，反对新式标点。他博学多才，曾经用文言文翻译过150多部外国小说，很了不起。林琴南在翻译的时候，非常顽固，坚决不肯使用标点。
西方文学是有标点的，这让林琴南也感到头痛。比如，碰到原文中有省略号，他翻译之后，不得不加上四个字“此语未完”。问题时，这个注解，他又不肯加上括号。读者阅读时，看到“此语未完”就会莫名其妙：这没写完算怎么回事啊？
其实，新文化运动并不限于文化改革，而是思想的一次空前解放。虽然曲折很多，终究还是胜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