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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巩固和加强了祖国的统一。对内平定了三藩之乱；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孙子郑克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1675年，他派兵驱逐了盘踞在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遏制了沙俄对华侵略的野心。1679年，他派代表与沙俄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线；平定了回疆、准噶尔等反动贵族的叛乱；自康熙时期至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在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抵鄂霍次克海、库页岛和台湾广大而神圣的领土内，实现巩固了全国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为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国家。
康熙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鼓励垦荒，从1671年起，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并规定垦荒有成绩，据开垦多少，给予不同官职，这促进了垦荒的积极性，到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得到开辟。1669年，康熙下令废除圈地令，以后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1685年，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有利于自耕农民。康熙还下令将明朝藩王的庄田改为“更名田”。
康熙皇帝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统一战争，使局势趋向稳定，清政府大为巩固，又通过一系列的文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中国人民过上了一百一十二年的和平生活。再经雍正、乾隆的努力，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
范文澜等所著《中国通史》中：“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是从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年开始实行的。它规定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丁赋和田赋，在摊丁入地以前，是两个并行的征课项目，田赋按亩征收，丁税则计口征收。由于丁税对农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无地农民，为了拒纳丁银，往往被迫逃亡。这种因人丁逃亡而征不足额的情形，从清初至康熙五十年间，始终存在。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中，康熙也承认有久、十丁之户，也只一、二人交纳丁税。这说明，在颁布“诏令”之先，丁税之未能足额，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为了达到足额征收的目的，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规定编审人口，要“逐里逐甲，审慎均平”，“如有隐匿捏报，依律治罪”。然而，即一直到康熙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之前一年，各省编审人丁，仍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地方官未尝不力求足额，免干罪戾。可是这样的严攫遍索，而仍然不免于征不足额，原因是很清楚的。那些没有交纳钱粮的余丁，决不像康熙所说，实在“优游闲居”，“共享安乐”，他们其实已经是“老幼无立锥”，“逃亡无踪迹”。
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年），户部议定的执行条例中，规定了“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的具体办法：一户之内，如同时有新增之丁和开除之丁，即以所增抵补所除，如新增之丁不足以抵补开除之丁，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顶补。这种办法，就连为清王朝唱赞歌的人也加以非议，认为这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在官谓之补，在民谓之累”。
可以看到事实是这样子的，首先，条令实施之前，丁银难征已经是既成事实；官员虚报丁数，造成老百姓苦不堪言；而真正实施的时候，“永不加赋”却成了“永不减赋”，没有实际意义甚至比以前更糟。而继“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不到十年，就开始试行“摊丁入地”，彻底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变成了一句没有意义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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