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秦文化，汉文化毕竟多了些文采风流。不是么，秦王朝尽管有阿房宫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体建筑，尽管给后人留下了轰动世界的兵马俑，却没有一篇传世的文学佳作。鲁迅曾慨叹道：“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但就是李斯那一篇久负盛名的《谏逐客书》，也还是秦统一之前命笔的。没见过秦始皇写过什么诗歌，可刘邦在衣锦还乡时，就唱出了气盖一世的《大风歌》。
令匈奴丧胆的汉武帝，在“怀佳人兮不能忘”时，就吟出了慷慨深婉的《秋风辞》，写出了情辞哀婉的《悼李夫人赋》，到河东郊祀皇天后土时，写出慷慨激昂的《瓠子歌》。而且这些歌都是用楚调写出，用楚声唱出。究其原因，就在于汉文化在指导思想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本不同于先秦北国，而是从楚文化中得到滋养的。
汉文化与楚文化
楚文化在汉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与其自身的成就关系很大。较之先秦北国的其他六种文化，楚文化是以文采风流著称的。而且，这种文采风流不是秦文化的刚健质朴，不是齐文化的典雅凝重，而是绚烂鲜丽。
在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传说中，充满着充沛的浪漫激情。如果说，北方文化属于史官文化，那么楚文化则是典型的巫官文化。史官文化重思辨，重理性精神，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把远古神话、传说、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话人物历史化，把奇异的传说附会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
巫官文化重想象，重感性色彩。这在屈原的《九歌》、《离骚》、《天问》、《招魂》等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楚国的这种文化特色，是在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形成的。
从殷商到春秋战国，经过儒家、道家思想的冲洗，北方的宗教观念有很大的进展，从“先鬼而后礼”到“事鬼敬神而远之”。但在南方的楚国，巫术迷信的宗教风气，却仍然非常流行。这一方面是导源于殷商文化的深远影响，一方面也与楚国独立发展，不与中原诸侯交往有关。
西周时代，中原诸侯还把楚国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时就恶狠狠地指责“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俨狁、戎狄并列。《鲁颂●闷宫》即说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楚国先祖熊渠也承认：“我蛮夷也。”
由于不与中原诸侯交往，所以相对于北方各诸侯国来说，楚国的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严密，而原始的巫教自然就非常盛行了。当然，楚国那种高山大泽云烟变幻的自然环境，也适宜于神鬼思想与宗教迷信思想的产生与传播。
《汉书·地理志》即谓：“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也说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正是在这种巫术迷信的风俗中，孕育着丰富的神话传说资料，培育着楚人充沛的幻想与激情，产生出美丽的歌辞和乐章。这些神话、传说便成为屈原《九歌》的创作素材。其<离骚》、《天问》、《招魂》等作品中也借助神话传说来驰骋想象。
应该说，在文学艺术方面，楚文化是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不是产生在曾孕育出《诗经》的黄河中下游的先秦北国，而是生长在长江流城的楚国土地上，原因就在这里。
同时，楚国的经济条件也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国“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菰贏蛤，食物常足"。因而，楚人便不须单纯地为维持生存而日出作，日人息，而有精力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
春秋以后，楚国的“子女玉帛”、“羽毛齿革”，已远较北方国家丰盛。楚地的青铜器代表了先秦时代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楚国漆器、丝织品的精美，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屈原在《招魂》中对楚国宫廷建筑、宫中饮食、器皿的生动描绘，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在南方谋生相对比较容易，楚人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维护生存，没有形成像北方诸侯国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因而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比较强烈。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是不利的，对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却极为有利，因为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强烈鲜明的个性色彩。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不仅是楚国的文学艺术高度发展，楚文化超过中原文化的主要原因，也使得导源于楚文化的汉文化，较之秦文化更多了些文采风流。
汉起于楚，汉文化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也导源于楚。汉初奉行的黄老之学，即起源于楚。正是由于尊崇黄老而与民休养生息，创造了汉初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才得以在战后经济濒于崩溃的废墟之上，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也才在焚书坑儒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治民聘贤，广招贤才，培养了一代知识分子较少压抑而显得活泼的生活情感。
你看，邹阳、枚乘又一次周游于诸侯王之间，上书陈言，献辞讽谕。贾谊、晁错也跃跃欲试，疏陈治国安邦之策。贾谊在遭到权贵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湘水边徘徊低顾，寻找知音，为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屈子一酒同情的泪水。
司马迁周游天下名山大川，在长沙汨罗江边考察时，想起百余年前在这里投江的那个人，也悲从……在西权文人的身上，流动着楚国文化的血液。文采风流的屈子，成为他们灵魂的慰藉者。
汉初，君臣多以楚人为主干。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汉文化依然保存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西汉定都在秦朝故地，长安的宫廷里却早已舍弃了“弹筝搏脾，歌呼呜呜快耳目”的“真秦之音”，盛行着楚歌、楚舞。
不仅刘邦带头唱楚歌，其宠妾戚夫人也善楚歌、楚舞，“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一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还对楚声保持着浓厚的兴致。他不仅写出《秋风辞》，还喜欢读《楚辞》。庄助把朱买臣推荐给汉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
之后的汉宣帝对此兴致更高，专门召来了九江被公，给他诵读《楚辞》。在这样清越的楚歌声中，兴于楚而盛于汉的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小赋也就自然地相继产生了。
与其他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是多源性的，这自然也影响到汉文化。从春秋初期开始，楚国开始向北方观兵问鼎，声威赫赫，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中原的政治舞台上崭露了头角。中原地区较高的文物制度、思想文化也影响了楚国。
据《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庄王让士謇做太子箴的师傅，士壹请教楚国贤大夫申叔时，用什么教太子。申叔时主张：“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淫”。这里所说的《春秋》、《诗》、礼、乐等即是中原文化的代表性典籍制度。
当时的许多楚国学者到北方去学习儒家学说。楚人陈良便因“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孟子称赞他说：“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北方的文学艺术也影响到楚国。在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热潮中，楚国君臣在重大的外交场合，也喜欢引用《诗经》的句子，曲折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见解。
如《左传》自宣公十二年至昭公二十四年的传文中，先后八次记载楚国君臣或谈话引诗，或盟会赋诗，对诗之原义还有引申发挥。屈原作品中所称说的古代圣君贤臣，指斥的暴君奸人，绝大部分出自北方的史事或神话。屈原所表现的儒家、法家思想，也属于北方的思想体系。
如前所述，汉文化在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领域，保存了南楚故地的传统。既然楚文化本身就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汉文化渊源所自，在意识形态方面以黄老为指导，又杂以儒家、法家，在文学艺术中既以楚声为主调，又融合北方文学的雄浑气魄，以展现汉帝国的声威，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参考资料：《汉书·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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