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家新
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昌耀最重要和独特的，在我看来，是他形成了一种独异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学追求相称的文体，如果挪用诗人西川对他自己的一个说法“西川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昌耀体”。正是这种“昌耀体”使昌耀和他的同代诗人明显地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独特的强有力的语言存在。也正是以这种“昌耀体”，昌耀对其“早期诗”进行了重写，而重写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把早期盲目的写作纳入到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和语言铸造中来。
“昌耀体”的明显标记，首先来自与汉语言传统资源的接通，由此带来了汉语本身的血质、底蕴和调性，带来了文白之间的句法张力，形成了他那时而苍劲姿纵、时而雍容华贵、时而高峻幽秘的文体风格。
◆著名诗人、《诗刊》副主编 李少君
就社会影响力而言，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昌耀无疑远逊于北岛，但在诗歌界内部，昌耀是公认的大诗人，昌耀显示的诗歌现代性的多种维度，启迪了当代中国诗歌。昌耀的意义，在于对此前单一的现代性认识的一个修正。
在上世纪80年代单一现代性的叙事逻辑里，昌耀是不可能获得更高声誉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并不只有以西方为标准的那种现代性，还可能有一种立足自身传统的具有主体性同时兼具包容性开放性的现代性，而且，这种美学标准和艺术标准是我们自身可以本能地判断的，具有亲切感、自主性和自觉意识的，而这，也许还是真正的中国诗歌的现代方向。
◆著名评论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钱文亮
当代诗人凌越曾经盛赞“昌耀是新诗史上承上启下式的关键诗人”，属于和郭沫若、多多一样“罕见的强力诗人范畴”。而所谓“强力诗人”，出自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之口，专指那些在“影响的焦虑”中寻求创新，在前驱的压抑之中激发出创造性的具有强力意志的诗人，反抗、创新、力量与美、崇高等构成其诗歌话语内在的中心。
这样的诗人往往为正统、主流的时代风尚所不容，却又以其对主流诗歌传统的大胆背离而表达了时代真正的精神内涵；与此同时，“强力诗人”还是那种在题材、体裁和语言形式上勇于打破传统专业分类与界限，具有极强的综合融会能力的大诗人。这些素质在昌耀数十年间不断突破、不断创新的诗歌实践中都有耀眼的表现。
◆著名评论家、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李建周
诗歌阅读的有效性取决于读者所依据的一套知识谱系。抛开具体历史情境，研究者对具体诗人诗作进行阐释时会不自觉地进行升华，这在近年来对昌耀的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针对这种状况，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从昌耀诗歌的改写状况，可以看出诗人和时代之间建构的一种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中既有共生性又有一定的对抗性。由此可见诗人历史意识建构过程中的分裂感。（2）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诗”建构起来的“个人”被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历史语境逐渐改写，到了新世纪能量渐趋耗尽，昌耀的富有生活质感的写作刚好和这个新诗建构起来的“个人”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3）通过对昌耀的诗歌写作的分析，在当下历史意识分裂的现实语境中重现阐释一种开放的匿名的现代性经验，重置我们的现代性视野，以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机。
◆著名诗人 谭克修
在新诗如何用汉语发声的问题上，昌耀给我们作了示范。他不仅在语言上有滞涩的古语化倾向，汉语气质纯正，更主要的是，他凭一己之力，为汉语诗歌开辟了另一条路：用生命与脚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脉联系。从土地的苦难生存直觉中滴出来的诗，必然是带着体温的诗，有生命痛感的诗，才能揭示自己和这片土地存在的真相。这样的诗，发出的必然是纯正汉语的声音。
昌耀固守青海高原，在生命与脚下土地之间建立的语法关系，打通了汉语诗歌本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任督二脉。广袤的青海高原，因为有了钉子一样的诗人昌耀，将生命和语言持续有力地注入，已经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有诗性意义的场域。
◆著名评论家、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吴投文
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昌耀写作的异质性凸显出一种独特的精神背景，可以说，湖湘文化底色与高原音域的结合是昌耀创作独特性的内核。在他的创作中，呈现出一个高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对应性精神结构，也许在这个视角下来阐释昌耀创作中那种弥漫性的苦难意识和英雄主义情结，才能落实到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点上。
昌耀创作中经由湖湘文化的内在透视所形成的阔大胸襟和思想张力，这也是构成其史诗性境界的一个精神源头。他的长诗《慈航》似乎是一部“爱的史书”，诗人对大爱的皈依和对至善的趋赴显示出主题的博大深邃，在精神史的视野中呈现出一种卓异的美学追求，把孤独的个体的情怀在极为开阔的高原背景的衬托下提升到宗教精神的高度。
◆著名评论家、译者、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 程一身
目前的昌耀研究有三个绕不开的人物：骆一禾、燎原和张光昕，但骆一禾已经去世。骆一禾只评论过三位诗人：海子、昌耀和北岛，其中的《北岛论》是他的学位论文，我尚未看到。他评论的这三位诗人足以使他成为重要的评论家。在昌耀给骆一禾的信中，先后提到一篇大札，一部长篇论稿，一篇长达35000字长文。但目前所见的只有一篇《太阳说：来，朝前走》（1988）。在该文开头的显要位置，骆一禾就表明了他的判断：“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后来这个说法逐渐得到较多的认同，如西川在《昌耀诗的相反相成和两个偏离》中就附和了骆一禾这个看法：“记得骆一禾生前谈到昌耀时说过这样的话：‘民族的大诗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可我们却没有认出他来！’……昌耀在我心中作为一位‘大诗人’的存在，肯定源自骆一禾。”燎原先生是《昌耀评传》的作者，昌耀研究最有发言权的专家。张光昕是后起之秀，先后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昌耀论》。此外，研究昌耀的专著还有肖涛的《西部诗人昌耀研究》（2015）。这部书我尚未看到，不过我不同意把昌耀界定为“西部诗人”，昌耀固然是个地方性鲜明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还有时代特色，就像燎原先生刚才提到的，他的作品是对不同时代的紧密回应，上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在他的作品中均有丰富体现。尤其是他堂·吉诃德式地与市场经济对峙，筹款出诗集，恋人跟了药材商贩，如此等等，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当代英雄。这也是促成其作品崇高悲壮风格的成因。因此，昌耀至少是个中国诗人，把他说成“西部诗人”显然窄化了他的成就。
◆著名评论家、诗人 胡亮
此种语言和文体上的风格——包括《过客》，包括偏嗜写梦——当是受到《野草》的影响。然则，鲁迅之所为，昌耀或有不能为，昌耀之所为，鲁迅亦有不能为。两者都能将汉语带向神鬼莫测的葳蕤，而且，“语言的怪圈正是印证了命运之怪圈”。这篇小文必将收结于不舍，对昌耀来说，无论已经提及哪些篇目，都会漏掉其他重要作品，因为他就是一个“全集诗人”；正如无论怎么读解，无论怎么评说，大诗人昌耀——英雄、托钵僧、众人的父亲——都是如此难以企及。
◆诗人、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郭建强
昌耀神话般的明亮和理想主义的追求，因为语言的深沉而更显光华，愈见词语的深度。他一贯秉持的积极人生姿态，并未消泯于黄昏和暗夜。
昌耀自始至终都在等待“灵魂的召唤”，等待“感觉到了灵魂”召唤的一刻。为此，他像楚湘骚人屈子一样在天地巡游，在香花莠草杂然生长的人间行走，在光亮和幽暗的边界徘徊。他写下的所有的长篇短制都是中国新诗足资骄傲的收获，是从汉语脉络中新生的灵均；是柏拉图所指称的创造和发现，也就是一种跨越大时空的回忆。他的诗歌，当得起亚里士多德所言称的“灵魂触感”。
诗人昌耀
昆仑山
来源：西海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