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可谓博大精深。
但是，它在博大精深的同时，也让人产生许多误解，先不说时过境迁，风俗与环境之改变所引起的误解，光是文字上的演变，就足以让后人产生无穷无尽的误解，甚至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如孟子在《孟子》一书中讲“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就已经让人误解了上千年。
为什么如此说呢？
因为“孔子作春秋”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许多人把这句话当成孔子编写《春秋》的依据，并由此而推断出孔子生前曾编写或删减过鲁国史书《春秋》。
这当然是一种误解。
何以见得？
我们知道，古之编写史书的官员，其实自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即家族传承——父传子，子传孙……经易不能改变，就算是国君，也一样无法去左右他们的记录与编写。
而孔子当时并不是史官，《春秋》更不可能是他本人所述，更何况《春秋》写到孔子时，就结束了——历史上的史官，并没有把自己也写入史书的传统。
那么，《春秋》既然不是孔子的所著，也不是孔子编写过的作品，孟子为什么讲“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俱”呢？
其实孟子讲“孔子作春秋”，指的并不是孔子编写《春秋》，而是强调孔子周游列国时，利用《春秋》的史实以及诠释出的道理提醒列国君臣，让他们对照自己，以便得以改正——“乱臣贼子”没有好下场的道理，而这正是孟子讲“乱臣贼子俱”的真正原因。
从另外方面讲，孔子自己也说过自己“述而不作”。
就算是记录孔子言行最多的《论语》，也不是孔子本人所作，而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汇编而成的作品，更何况《论语》全书也完全没提到“春秋”两字。
又如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讲，即：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大意是说，《春秋》一书，记录的是天子或国君的言行。
那么，孔子为什么又讲“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呢？
其实孔子讲“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他想表达的是自己所推行的“道”，其实《春秋》一书已经讲完了。
但是，如果后人读不懂《春秋》，却仍然把《春秋》一书当成自己（孔子所推行的“道”的话，到头来所惹出来的灾祸，当然会算到他头上了，这就是“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在表达的意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所传的“道”，《春秋》一书当中虽然都有，但是《春秋》却不是他的作品。
而这些其实正是孟子讲“孔子作春秋”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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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资料重点引自《论语》《庄子》《坛经》《道德经》《暂坐》《红楼梦》《金瓶梅》《废都》《自在独行》《人生哲思录》《柏拉图如是说》《史记》《王阳明全集》《华严经》《大学》《礼记》《天道》《孙子兵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