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出自《史记.刺客列传》。
“士为知己者死”，六字之言，站在今天的角度，这只是一句千古名言，对现代人而言，跟现实生活毫无关联，所谓的“知己者”，所谓的“义士”，离我们太远了。
可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古人，却有诸多人物不遗余力地，以行动践行着这句话。
仅《史记.刺客列传》，就描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位刺客的事迹，他们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行为，令人唏嘘不已。
《史记.刺客列传》， 最令人感慨的，也许莫过于“豫让杀身报恩”的事儿。
豫让，春秋末期晋国人，是晋国正卿智伯瑶的门客，智瑶待其甚厚。豫让感谢智瑶的知遇之恩，本来打算长久为其效命，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智氏出事了。
恩主智氏的败亡
春秋末期的晋国，外强中干，徒有一个强大的空壳子，在它的内部，以国君为首的公族，或被灭族，或被削弱，而晋国国君，已沦为玩偶，被六大卿族轮流控制。
中行氏、范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时而合作，共对公族，时而彼此斗得你死我活。
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持久较量中，最是考验家族接班人的能力，更是考验老一辈掌门人的眼光。
中行氏、范氏的家族事业传承工作，没有做好，接棒的人综合素质不行，在六卿争斗中，先后败下阵来，被迫流亡齐国，中行氏、范氏两家，在晋国的影响力就此消失。
暂时取胜的四家卿族，数智氏最强，而智氏的家族事业，传给了智瑶。可以说这是一个对智氏非常不幸的选择。
晋国六卿是世袭制，父死子继。晋国诸卿长达200多年的斗争中，只要一个家族不幸出现有一代人不争气，或是家族的嗣卿是个败家子，那么这个家族就非常危险，轻则被驱逐，重则灭族，急则身死人手，缓则祸及子孙。
曾经的胥氏、先氏、郤氏先后覆灭，中行氏、范氏流亡国外，势力也不存在。皆缘于接班人的素质低下。
智氏，本是晋国剩余四卿之首，但智氏接班人智瑶，却不是合格的接棒人。
此人有五个优点：须髯飘逸，身材高大;擅长弓箭，力能驾车;技能出众，才艺超群;能言善辩，文辞流畅;坚强果断，恒毅勇敢。
然而，智瑶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没有仁德之心，好勇斗狠，喜欢用武力压制别人。
虽说“春秋无义战”，可是战略上的谋划是不可或缺的，为达成长远的目标，“仁义道德”、“忍辱隐忍”也是必要的。一味以强势示人，必然使人警惕，结成联盟，使自己陷入孤立。
公元前455年，智瑶故伎重演，再次强制韩氏、魏氏与自己联兵，攻打赵氏。战争初期，智、韩、魏三家连战连捷，赵氏节节败退，只得退守晋阳重地。
一贯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的智瑶，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还不注重团结，对韩氏、魏氏颐指气使，狠话不断，终于将盟友推向赵氏一方，被韩氏、魏氏、赵氏反手一击，智瑶本人被杀，家族遭受灭顶之灾，领地被韩、魏、赵三家瓜分。
报知遇之恩，豫让两次行刺
中国有句俗语：树倒猢狲散。
智氏被灭，昔日门客，或死或藏，或逃亡，活着的人唯恐被人知道自己的“曾经智氏门客”的身份，他们如同水落沙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有忠贞之士豫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报答前恩主智瑶的知遇之恩，他决定为智瑶报仇。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攻灭智氏的战争中，赵氏（赵襄子）是主谋，豫让自然是把他作为刺杀的首要目标。
“刺杀”这种事儿，绝对是件异常困难的事儿。因为刺杀的对象，一般为有头有脸的上流统治阶层，他们住在高门之内，厚墙之后，宫殿府邸“深似海”，守卫数量众多。
只有接近他们，行刺才能成功。
如何才能贴近赵襄子呢？
贵族人家有时需要弄些低贱的人进来，充当仆役。
豫让通过特殊途径，进入赵襄子的府中（此时，赵氏还没有获得周天子册封，不是合法的诸侯，住宅只能称“府”，而不能称“宫”），做一名打扫的下人。
他寻找到一个机会，装成打扫厕所的刑人，怀揣着匕首，提前埋伏在茅厕之内，专等出恭的赵襄子前来。但颇具神秘色彩的一幕出现，赵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
豫让还未出手，便被捉住。但赵襄子并未杀他，而是把他释放。
命是保住了，但他的画影图形，被赵襄子贴遍全城，要想再次接近赵襄子，几乎不可能。
若是一般的人，前有失败的行动，后有无以下手的现实，放弃报仇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但豫让，并不是轻言放弃之人。
他采取了超乎常人的手段：把漆涂在身上，将皮肤腐蚀，使其溃烂结痂，并吞下火炭，把声音弄得沙哑。如此一来，人们很难从外貌、声音辨认出豫让。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识也。”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豫让假扮行乞之人，经过仔细观察，瞅准了赵襄子出行的固定路线，隐藏于一座桥下，伺机行刺。
豫让空有满腔热血忠义，运气却着实太差。正当他准备行刺时，神秘的一幕再次出现：
“襄子当出，豫让伏於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
他还未出手，又被捉住了。
赵襄子决定不再释放豫让，因为他感觉这个刺客太不识抬举，尽管自己曾经放过他，但豫让还是想刺杀自己。
“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
走投无路的豫让，请求赵襄子脱下袍服，铺在地上，他手持宝剑，象征性地砍斫数剑，“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春秋虽无义战，但春秋多义士，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与高渐离刺秦王，皆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与绝决。
而这些义士，我们分析后，不难发现，他们皆为社会底层人，他们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不被人待见，活得卑微。
即使像荆轲这般，祖上曾经是齐国显赫公族，但时过境迁，到他这一代，也早已家道中落，沦为底层人民，受着上层人的压迫。对社会不满，对人与人的不平等，他们既看得一清二楚，也不得不接受。
忽然有一天，某位上流贵族跑来找到他们，对他们恩待有加，在这种地位严重不对等的状态之下，却受到超越地位的礼遇，会令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们受宠若惊，而他们的恩主，又特别会照顾他们脆弱敏感的心，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而是采取礼贤下士般谦恭的态度，推心置腹相待，这份礼遇，远比千金万金更有杀伤力与征服力。
豫让们的人格尊严得到维护，地位受到抬举，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
其实，《史记》中，列举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例子，没有一件是平等的，恩主与义士之间，绝无平等可言，也正因为这种“不平等”，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大无畏式“英雄气概”，便不会被现代人所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