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胡适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文学改良刍议》。至此之后，中国人说话的方式变了，写字的方式变了，读书的方式也变了。
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上，似乎都有那么一群人，以古风为标签，常常把自己幻想为拿着纸扇、穿着长袖汉服、吟诗作对的文人墨客。
他们大多认为，文言文和繁体字都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抛弃了文言文和繁体字，也就会丢失掉很多中华文明精髓的东西，且大力提倡恢复文言文和繁体字，只是一昧地弘扬文言文和繁体字的高贵和优雅之处，有些过度理想化的表现。
我当然也不否认文言文和繁体字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只是认为，一切不计前嫌的提倡都是耍流氓。
其实，即使在古代，人们日常间的对话也都是使用白话，文言文只是一种书面语，只是为了方便政府官员互相交流的一种官文。
因为在古代，除了一些商贩，各地的百姓一般不会出省出州，所以大家都各有各自的地方方言，可到了政府开会的时候，因为方言的问题，就会导致政府官员们沟通不畅，从而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言文就此运营而生。
大家无论说的是哪里的话，只要写文言文，就都能看懂，都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所以古时的官员们经常“笔谈”。
但不要以为古人学文言文就很简单，同样都很困难，而且由于学习难度较大，导致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到了近代，文言文并不能适应新型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因为学习困难和晦涩难懂，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社会分工协作不协调。在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后，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响应，而后，鲁迅又写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从此打开了白话文的文学开端。
其实，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它的工作量远比文言文的普及要大，因为至此以后，中国人写字的方式变得一样了，说话的方式也变得一样了。而且，书同文、车同轨是大一统王朝的必然前提和要求，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促进了我们新中国的建立。
仅仅在几十年后，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完全接受了白话文，这种成果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也体现出了白话文生命力的可持续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文化部门又对繁体字进行了简化，同时推出了汉语拼音，两种方案都取得了难得的成功。就此，白话文、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构成了我国目前语言文字的几大板块。
还记得有一年的人大代表大会上，冯小刚和张国立做了增加语文课本中的繁字体的提议，但几乎被全票否决。原因就是，简体字已经被全面普及，恢复繁体字无疑是在阻碍人们的交流沟通，同时也会阻碍社会的合作效率。
你喜欢文言文、繁体字可以，你自己学可以，这是你自己的爱好，但你不能强迫和要求其他人，也不要把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灌输于多大的使命。
任何国家的任何语言文字都会经过慢慢的变化，并不会一成不变，这是适应时代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