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
1963年冬，北京京剧团接到江青交来的沪剧剧本《芦荡火种》，并奉命改编成现代京剧，此剧即为后来享誉中外的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北京京剧团迅速组织成以汪曾祺为主要执笔者的创作小组。从此以后一个很长的时间，汪曾祺的起落沉浮就与现代京剧《沙家浜》联系在一起了。
汪曾祺在写于1991年11月22日的一篇题为《关于沙家浜》的文章中这样记述道：“我和肖甲（副团长）、杨毓珉（艺术室主任）去改编，住颐和园龙王庙。天已经冷了，颐和园游人稀少，风景萧瑟。连来带去，一个星期，就把剧本改好了。实际写作，只有五天。初稿定名为《地下联络员》，因为这个剧名有点传奇性，可以‘叫座’。”
在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的过程中，《地下联络员》只是一个匆忙的起点，但这个起点不容忽视，对汪曾祺来说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他调入北京京剧团后第一次接受的正正规规的创作任务，当时，他根本想不到从此将与这出戏结下不解之缘，并随着这出戏起落沉浮，演出他人生中悲喜交加、宠辱相伴的终生难忘的一幕。
“汪曾祺才气逼人”
早在五十年代，汪曾祺就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提高一下京剧的文学水平，提高其可读性。”在汪曾祺看来，“决定一个剧种的兴衰的，首先是它的文学性，而不是唱作念打。”而一个戏曲剧本的文学性的高低，又取决于唱词写得好不好。汪曾祺尝试着在限制性很强的板腔体唱词中，吸收一点曲牌体的格律，吸取一点新诗的格律，创造一点新的格律，尽可能使唱词变得丰富充实和多姿多彩起来。京剧唱词贵在浅显，汪曾祺觉得浅显本不难，难的是于浅显之中见才华。在这种情况下，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起了作用。
那个时候，北京京剧团上上下下信心十足，气氛热烈。排练场上挂着“百排不烦，百练不厌”的大幅标语，每天排练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主创人员与演员们一道坚守在排练场，发现不妥处立即当场研究修改办法。团里的肖甲和迟金声都是导演，两人既紧密合作，又有明确分工，肖甲主抓阿庆嫂的戏，迟金声主抓新四军的戏。一次，两人在一起再次研究阿庆嫂的唱腔设置时，都觉得阿庆嫂的唱段，在《智斗》一场里基本按照原先沪剧的路子顺下来很好，但到了后面的《授计》一场，就显得缺失了。汪曾祺在这里给阿庆嫂写了四句唱词，显得少了，按剧情和人物需要，都得唱上一大段才合适。两位导演有了共识以后，立刻约上汪曾祺，让他现场落实兑现。“只见汪曾祺在房间里低头凝神来回踱步，口中似有似无般地念念有词。也就是二十来分钟的样子，说声：‘行了！’于是落座提笔，一段长达十八句的唱词一挥而就。这就是后来阿庆嫂那脍炙人口的‘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大段唱腔的由来。”（迟金声：《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
许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个经典唱段诞生的经过，迟金声依然恍如昨日，记忆犹新。肖甲的评价只七个字：“汪曾祺才气逼人！”
”人一走，茶就凉”
汪曾祺最为自得的是如今已成为经典的《智斗》和《授计》两场。
在《智斗》中，当刁德一抓住阿庆嫂说的“司令常来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阴险地提出：“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阴凉，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这时阿庆嫂洞察刁德一毒如蛇蝎的用心，胸中怒火万丈，脸上却不露声色，她唱道：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出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这段唱词既准确地表现了阿庆嫂作为茶馆老板娘的职业特点，又软中带硬地把刁德一的敲打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连刁德一自己听了也不得不佩服阿庆嫂“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戏演到这里，每次都是全场欢声雷动，掌声不息。这是赞扬剧中人物阿庆嫂的机警，也是称赞剧作家的巧思。
原先在沪剧《芦荡火种》中，这一段唱词是：
摆出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砌起七星炉，全靠嘴一张。
来者是客勤招待，“照应”两字谈不上。
从以上两个不同剧种的剧本、在由同一人物唱出的相同思想内容的唱段比较中，无需再作深入的分析，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沪剧本的原创唱词为京剧本的进一步加工改造奠定了基础，而京剧本在原沪剧本基础上重写的唱词，点石成金，化平俗为神奇，大大提升了其文学性，这是显而易见、无需争辩的事实。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这一段西皮流水是传统京剧中少见的。一般西皮流水是七字一句，汪曾祺却用五言，觉得这样才能烘托出气氛。当时负责唱腔设计的琴师，觉得五个字不好安腔，汪曾祺坚持请他再试，但也写了一段七言的，以备替换。最后五言唱词的音乐设计终于出来了，不仅很有特色，而且一唱成功，广为流传。
这段唱词的核心是“人一走，茶就凉”，汪曾祺说，没有这一句，前面的一大堆数字游戏式的唱就全部白搭，全是废话，等于零。
“人一走，茶就凉”完全是汪曾祺自己反复琢磨后写出来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由阿庆嫂在舞台上唱出后，传播很快，流传很广。汪曾祺不是计较名利的人，但对“人一走，茶就凉”这句话，他曾在一篇短文中郑重说明：“前些时见到报上说‘人一走，茶就凉’是民间谚语，不是的。”（关于《沙家浜》）不仅如此，他还坦诚地说，“人一走，茶就凉”和紧接着的一句“有什么周详不周详”，体现了他和同事们在改编时刻意追求的奋斗目标：“希望做到人物的语言生活化、性格化。”他说：“这个目标只有《智斗》一场，部分地实现了。《智斗》是用‘唱’来组织情节的，不得不让人物唱出性格来。”
有一次周总理布置工作时最后加了一句：“咱们可不要‘人一走，茶就凉’呀。”汪曾祺听到后十分高兴。一个人一辈子写的东西，能有几句话长久传下去，足以令作者感到欣慰和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