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选毒言推荐】封建地主，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地主所有制，有地主阶级的社会就是封建社会等。（推荐人：王岩林）
文根据为中国净毒立言周会群讨论记录整理 图网络 编辑王岩林 平安
会前分享参阅文章：
1、《封建主义纵横谈》（冯天瑜等）
2、《封建领主经济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区别》（董建石）
3、《关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李埏）
4、《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李根蟠)
5、《难点：如何理解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初中历史）
党老师：本周会群进行第二期专题研讨开始。今天讨论的主题为：有地主和地主所有制经济，是不是就应被称作“封建制”、“封建社会”吗？
请大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
王岩林：因为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以及社会阶主要阶级的分析，必然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以及经济所有制问题。作为此话题的推荐人，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咱们这个地主阶级是比对着西方，就是马克思讲的那个西方欧洲的领主或者庄园主对译过来的。
好在咱们的学界，在对译的过程中，给中国的叫“地主”，给西方的译作“领主”或“庄园主”。估计也看到了两者间显然的有所不同吧。
个人认为，首先，虽然在占有土地上这一点上，中国秦汉以后的地主和西方的领主，是相同的。但性质却大为不同。他们和农民的关系，一个是人身依附的农奴，另一个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农民。
爱爱：另外，中国的地主与西方的领主，获取土地的来源不同。地主所获取的土地主要来自于购买，西方的领主来自于国王的封赏。
王岩林：是的。中国的地主，是通过交换流转获得的；并不是谁“封”的，所以说“封建地主”，就根本讲不通。没谁给他们“封赐”啊，怎么就被叫成“封建”的了？
这里也还显露出了另一个问题：说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甚至没有商场经济，就太枉顾事实了。土地，是农耕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中国绝大多数地主的土地，都是通过一种生产资料市场交易完成的。所以怎么能说市场机制不健全呢？我们不能用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市场机制去要求古代，那个时代的那种市场流通交换已经够用了，至少不能说有落后、有缺项吧。起码比同时期的欧洲来说，还是拥有更活跃和更庞大的土地交易量、交易市场吧。
爱爱：各个朝代情况也不太一样。大体上是这样的。
王岩林：所以可以认定，出于当时夺取政权的政治需要，为了激化两大主要阶级的矛盾与对立，中国地主头上的这个封建“黑帽”，是硬给套上去的。
爱爱：宋代之后，是较纯粹的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自由分割，故中国有富不过三代说法。
王岩林：我觉得，咱们不是专门搞历史研究，而目的是要构建一套大道中华表述自身历史的话语，所以不必陷入历史学的学术，而是在历史基本判断上能得出一个总体结论、以支撑话语，就可以了。
我们后面还有更重要的，是要以主体姿态构建咱们自己的历史观与话语。您觉得呢？
爱爱：但也正是这样高度自由的流动性，相对于西方传统社会，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这也是中国社会农民起义多的缘故。
王岩林：流动性很对。通则合，这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本质上的一大不同。他们的封建，是实实在在的割据。看看西方现在留下来的很多封建城堡，个个都是厚墙高筑，像个碉堡、据点一样，就很能说明问题。
爱爱：西方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是分走向合，静止固定化走向流动化。
王岩林：所以我倾向于给西方的封建，以后要换个名字叫……“封占割据”。希望以后搞翻译的学者们，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把中国西周用得好好的封建，还给中国人自己的历史！
爱爱：这个分，不仅是封建领地的分立割据，也表现为城乡的分立，各有一套法权体系。同时也表现为社会等级的固定化。
王岩林：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西方社会从古至今，都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社会。借用眉山剑客陈平的简单科学与复杂科学说法，中国是复杂综合的社会或薛老师所谓整生整全的社会。而西方呢？是相对极为简单、单纯也绝对的社会。这也是其分之道的一大特征。
什么都要分个一清二楚，如此绝对化的进行下去，就很难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量子纠缠这样的形态与事情了。
平安：西方的文化，也是一种平面化的文化。所谓的形式逻辑就是例子。
中国的地主阶级是流动的，这就破除了"封"的意味。
王岩林：是的，所以才会有人讲：封建与专制，正好是两个反方向，把二者搞到一起去指称中国这2000年，简直是牛唇不对马嘴了。
二分思维，造就二分社会。把这种绝对二分法的思想理论，拿来用在中国社会的头上时，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方似乎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但任何一方又都不典型。所以“不典型“的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地主阶段所有制、甚至封建统治等，就成了许多人没有办法时找出的一种说辞了。
“非典型”之说，就是典型的西方话语、生套中国而不成之尴尬。
平安：两套体系无法对比，错位厉害，甚至相反。所以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就是一场混战，得不出结论。
要紧的是，建立我们自己的语言逻辑体系，主导自己的议题。
王岩林：很对。按照西方学术体系与话语往下搞，必然总是出现各式各样的各执一词、混乱不堪。为什么呢？很简单的道理，那种理论不够用、行不通，所以按下葫芦起了瓢，必须改换以我为主的思维和路子。
而且，这个重任，还只能落到现行西方分科哲学社科知识体系之外的中华社会学士身上。因为即便中国人在中国的西化体系内、做西式学术理路的研究，也搞不成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主导话语体系来------它们在根本上，是完全“拧巴”着的。
爱爱：比如鲁迅笔下的未庄，赵老太爷与阿Q同处一个生活空间，彼此交融，在身份上并没有法律规定的明确界限。
王岩林：《白鹿原》，大家可能更熟悉。绝不是简单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一划，就行了的。
闻双全：地主不是一成不变的，土地的取得也有多种方式。
而最重要的是，世道变幻，历三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其他民族又不具备。所以，西方观点还是有误区的。
王岩林：是的。在我看来，西方他们的那一套，在某些具体枝节问题上，不是不可以借鉴使用。但总体上以及最综合全面的看，必须弃之不用。要不，不是根本无法全面彻底解释，要么就是强行被拉偏。
这让我想到中国后来进行土改时，为什么要分恶霸大地主、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呢？就是因为那样截然的分，根本没办法执行。中国从古至今的农村社会，远比二分阶级理论要复杂得多得多。
爱爱：中国历史的这套社会经济结构，一方面具有内部的不稳定性，另一面结构本身又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也就是说它容易倾覆，但每一次天崩地解之后，又重新建立，这是它的特点。
平安：合之力嘛。一切的分上面都有个"合"，无形的手，岁岁平安。西方的合，上面有个"分”，无形的手，碎碎平安。
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方与中国走的是封建与反封建的路，分与合的区别。这是由不同文化造就的结果。
闻双全：中华民族在新石器时期，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延续五千多年以上。这是世界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
王岩林：闻老师，我觉着，咱们视野还可以再放大一点。农业社会，是基础和主力，但还有畜牧业、比之其他文明更全面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交换等。一言以蔽之，我们是更综合多样化、饱满立体复杂社会形态，而非西方那种“扁平”或“二元对立”特征十分突出的简单社会。
我们文化人常常注意到的是-----中国人思维的综合全面；其实，长期以来的社会形态、甚至经济生产业态，也是极其综合全面的。并非只是单纯的农业或农耕文明。比如，北方大部分地区，是畜牧区或农牧混杂区；比如，我们元明之前的商品交换经济，同期横向比较，也是非常突出的。
闻双全：@王岩林中断和没有中断，不是同一回事。
王岩林：这点很重要。文明不中断，社会就基本没被彻底地颠覆过。
要不然怎么会有长期的GDP世界领先？会有好多个世界级大都市的出现？会有中国商品的长期对外输出？丝绸、瓷器等，已经不是单纯的农耕业态了。
闻双全：这才是特色。
爱爱：以我们黄山市为例，古称徽州，历来是八山二水一分田，没有什么农业，人民就是以外出经商为业。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王岩林：自耕农的说法，也只是对了一半。总之还是那话，在西方有的，中国几乎都有。但其中的每一个，单独拉出来看，却又没有他们那么典型或专业。原因在于，他们简单、单一，再加上专一、绝对化的思维，具体项上，就貌似优于我们。可如果我们个个都跟他们一样了，还是我们吗？还能成就高度整合的大一统吗？
我们行的，本就是中道！不仅是那么说、也是那么去做的。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业态，只要一综合、一汇通，就立体复杂起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整体效能就出来了。也就没法用西方各种各样理论的“解剖刀”，对着中国这一套综合全面与充满生气的气血脉络乱下手了。
爱爱：徽州人除了经营商品贸易，还大量从事当铺钱庄业。上个世纪五十年以后，在徽州发现大量契约文书，说明中国传统存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
王岩林：像您所讲，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中国大部分地区多山，对流通阻隔很大；但就是这样，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马帮古道，还是反映出货物贸易流通相当地发达了。士、农、工、商各阶层的长期存在，渔、樵、耕、读、畜牧、运输等多领域行业的细分，其实就说明中国从来都不是个单纯的农业国、自耕农经济。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全世界大多数的各种有历史之发明，往前一追溯，老祖宗怎么全在中国？不论经济上的交子，体育上的蹴鞠，骑兵的马鐙，等等等等。
爱爱：以自然经济界定中国传统社会，也是不妥当的。
王岩林：自然经济，在与所谓基于“第二自然‘的西方”工具经济“、”工业经济“相比较意义上，反映了一种生于自然、顺应自然、满足人本自然的特性。但它并没有上升到“道法自然”的那个高度，也是不全面，不十分妥当的。还有”自给自足“经济，在内部交通、流通（直道、马帮古道、运河等）已经连接起了全国，在对外上“丝绸之路”已通到西方去了，怎么还能说是自给自足的呢？
要想很好地界定中国古代的经济，恐怕还得从顺应和整合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层面上，去作以更综合系统地思考和总结。这事，咱们以后再好好讨论。
现在需要明确的一个基本点是：一言以蔽之，任何外来的理论，都解释不了中国！我们中国的话语体系，必须由我们自己来构建。如果我们不回到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来，主导对自身历史的述说，那么，就像我们这个龙的传人的“神龙”、一到西方语境里就变成了个为非作歹的“恶龙”一样，永远在话语斗争领域、甚至国家民族道义上，难以翻过身来。
党老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绝对不能简单化，其复杂程度，我们还远远没有知晓。用西方的社会划分法，是无法说明中国社会的文明历程的。各位老师的观点，也基本上认同这一点。那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该怎么样认识中国社会的这种复杂性的问题了，这个担子，我们必须担起来。
慈天元：用我们祖传的思维方式去处理就好。一分为二，叠二为四，再叠为八。这就已经很复杂了。一不难找→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二呢？是什么因素的叠加，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这个应该好好思考。
我认为，从究天人之际这里入手，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这里的天，可以理解为是全部自然要素的总和。但是落实到中华地理的层面，就有了一个天体影响递弱级差的能量分布区域。
中华文明之所以叫中华文明，是因为我们有中华地理的自然资源支撑。在这个基础上，中华先祖逐渐发生了智能分化。无论是石器的使用，还是火的使用，以及制陶、制青铜、制铁，也无论是采集植物做农业生产，还是蓄养动物做放牧。都可以看成是人的智能在自然资源供养下，发生的分工与合作。这个思路我称为智能史观，不一定正确，仅供大家参考。
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复杂程度，是由古代社会的智能分工造成的。其中的士农工商，正是智能分工的一个体现。
英久多杰：有道理。既有自然的分化，又有人为的调整，无为、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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