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明宫词》是由中国第五代导演李少红指导完成的一部经典的女性主义类题材的电视剧，该部剧于 2000 年 3 月 30 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大明宫词》讲述了由归亚蕾饰演的武则天和周迅与陈红共同饰演的太平公主，这对生活在权力中心的母女爱恨纠葛的一生。李少红导演在这部古装剧中营造出一种浓烈的诗意之美，将其中的女性形象和人物角色之间的冲突放置于一个诗意的历史环境中，用抑扬顿挫的诗化的长句和激昂澎湃的舞台剧式的台词以及隐喻性的对话、独白来使得其中重点建构的女性形象更加富有魅力，更加立体丰满。这部电视剧首先在中央台播出，随后在各个地方电视台重复播放，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并且在之后的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电视剧奖这一荣誉。这部女性主义题材的电视剧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并且饱含人生力度的故事中，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敢于冲破男权话语体制，寻求真正的性别解放的具有当代性别意识的独立女性形象。
在梁巧娜的著述《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一书中，这样写到：“性（sex）是天生的，它属于自然；而性别（gender）则是后天形成的，它属于社会。性属于所有的生物；而性别只属于人类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对于人类世界必然存在着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来规范和指引他们的行为，这套完整的体系里面包含了不同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彰显着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所有的人类包括男性和女性共同生存在这样的一种既定又稳固的性别制度体系之下，他们的分工也随之变得更加明确。这种社会性别的劳动角色赋予是建立在男女生理存在差异这个基础上，并由社会文化赋予男人与女人不同的期望、要求与限制。这个社会既定的规矩就是男人可以做一切事，而女人则要按照男人期待的成长轨迹去生存。《大明宫词》中看似将朝政和后宫管理的大权全部交由其妻子武则天之手，皇帝每天表现的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的生活着，但是其骨子里依然没有对武则天完全的信任和放权，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唐高宗深知这一笔诏书对于其他人或物的影响力，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引起政局的动荡不稳，所以即使是剧中唐高宗任命武则天掌管前朝与后宫的一切琐事，但是背后依然在默默关注着她的言行举止，甚至必要时与她进行权力分割等政权问题的探讨，用一只无形的看不见的手操控着武则天。但是剧中的李治却因为自己的才华输与武则天，治国能力和积极性远落后于武则天，而武则天的行事作风中又表现出强悍的管理天赋，即使不甘也于事无补，一种必然的历史结局就毫无疑问的摆在了观众眼前。大众消费文化下电视剧里武则天的成功被看做是当代女性攻克自身局限和本能的成功范本，受众开始反思以女性的身份僭越男权领域做男人的事情是否是时代发展给予女性的启示。
社会性别分为两种，男性与女性，而伴随着性别的诞生和性质的不同，其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也随之产生，在米利特的《性政治》一书当中写到，两性关系的实质就是“一个统治与被统治的问题”。不同于文学创作中所呈现出的武则天形象的塑造——男性作家在其作品中所编排出来的凌驾于男权制度之上的女性形象，本质上置换了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的角色和位置，把女性解放阐释为女性对男性统治的复仇，反过来，女性像过去男性压抑迫害女性那样奴役支配男性，这其实是对女性独立和解放的误读。所以“女性解放决不是什么战胜男人，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女性解放期待男性的解放”。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反辩证法来分析，如果电视剧中将社会性别与传统秩序进行彻底的颠覆并不会得到广大观众包括女性观众的深度认可，这只是一种单纯的哗众取宠行为；如果电视剧的创作者单向的将女性获取人格独立和性别意识觉醒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男性给予的解放上，那么又反而会让真正的女性思维意识的解放倒退或者说减慢了这种观念更新的进程。所以对于两性之间性别的对立统一我们应该持有一个客观，科学又符合人类两性和谐发展的态度对待。戴锦华在其著作《犹在镜中》中写到；“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中，存在的不仅是利用女性形象、重新规范理想女性的问题，而且也是重新构造社会秩序的过程”，所以李少红导演的这部《大明宫词》以一个当政的女性形象为代表，从女性的视角诉说一个国家体制下女性参政议政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女性内在的渴望性别解放的思维意识，外化为超越男权，以女性的身份改变世界话语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政治体现，这样的一种艺术创作并非单纯的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或者窥视欲而进行的不合理的女性形象的建构。
在千百年传统文化的浸染之后，男性对女性的心理期待与价值判断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那就是温顺忍让、无语顺从。在传统文化中，男性总是以强者的形象出现才能得到肯定与崇拜，而女性总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而获得同情与怜爱，这是一种固定的角色分配。这种社会秩序下的性别分工暗示着女性要听从男性的安排去生存，就像自然世界里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一样，弱者要么被强者灭亡，要么就是在强者的管制之下温顺的服从。这种现象在一国的体制管理之下显得尤为明显，“国家的出现，更是使得男人支配女人的权利能够通过国家的系列工具而得以实现并加以巩固”。国家在人类的生产发展中也逐渐沦为了一种管理性别，统治女性甚至于压抑女性成熟发展的强而有力的工具，所以剧中武则天声称我要以一个女人的身份来统治这个国家，管理这个国家，我也可以像男人那样通过努力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富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她的豪言壮举突破了那个时代父权话语体制给女性带来的思维枷锁，同时武则天也从根本上认清了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现出的是一种涵盖了男女两性的性别意识形态如何确立的政治引导。透过荧屏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标新立异，敢于打破常规的非世俗化的女子，这也是观众期待视野里所希望看到的一类新时代的女性形象。李少红导演的这部《大明宫词》成功之处一方面体现在优秀男女演员的实力演绎，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当代崛起的新一类女性导演在塑造剧中女性形象时不规避世俗的眼光，超越性别意识形态下语言体制的约束，用生动的语言打动观众，赢得收视率的成功之作。
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认为，人文话语的问题由三个互相转换的“概念”的作用来表现，这三个概念既语言、世界、意识。[42]在人类共生的世界环境里面，每一个有着主体的思维意识的独立个体，都需要通过其生动的言语表达出来，由此来影响别人和作用于这个社会。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曾指出，语言结构是一种社会法规系统，是一种集体性契约，只要人们想进行交流，就必须完全受其支配。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话语体制，这套话语体系代表着男权话语主导社会文化体制的思想，并由此来规范男女两性的言行，通过约束女性的语言表达来间接的改变她们的思维和意识。在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于丽娅·克里斯特娃的著作中曾指出：“女性要进入男性的话语世界，只能通过两种方式：要么用“他”的口吻，秉承“他”的理念”，使用“他”的语言体系去说话，即遵循着男性的规范和思维模式来表达，要么就是以一种话语的空白来做“言说”。在中国的封建传统社会里，女性只被赋予了“听”的权利和按照男性的意愿去生活的资格，发挥指令性话语的从来都是社会上的男性角色。女子很难去解释自己的思想，更不用说按照自己的生存愿望去为自己生活或者奋斗。《大明宫词》中武则天敢于向她的子民宣称自己将以女性的身份掌管国家的朝政大权，是完全脱离男权话语的规制，让世人觉醒，她勇于跳出性别话语体系的牢笼为自己争取了政治领域中的发言权，无论是在传统封建的古代还是人权平等的今天都是一种思维意识的革新，这种男权制下逆生长的性别意识被广大女性观众强烈看好，折射出当今社会女性潜意识里更加呼吁性别平等的内心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