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下旬，陈忠实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智写了信，告诉他《白鹿原》的写作已经完成，修改也将于近期完成，稿子是送到北京还是出版社派人来取，请何启治定夺。
二十年前的1973年，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西北片的编辑何启治，在读了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就向陈忠实约过稿子，1984年又在《当代》杂志第4期编发了陈忠实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初夏》，两人二十年来互相惦记，联系不断。 在等待出版社回音的间隙里，他开始慢慢地修改《白鹿原》。
《白鹿原》的前途命运如何，陈忠实这时的心中并没有底，或者说，信心并不很足。他在3月7日致好友李下叔的信中这样说：“我还在乡下，长篇到最后的完善工作，尚需一些时日。当然，编辑看后的情况尚难预料，我不乐观，所以也不急迫。正是您说的‘挖祖坟’的题旨，您想想能令人乐观起来吗？”
这个时候的何启治，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他收到陈忠实的信后，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朱盛昌等人传阅。
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西北片的编辑是周昌义，但是周昌义1986年在西安拿到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稿子，没有读完就自作主张退掉了，从而错失了一次茅盾文学奖作品，有此前车之鉴，周昌义也因故推托，大家商量后决定派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主管长篇小说书稿）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一起去拿稿。并提醒他们不能轻易表态，不能轻易否定这部长篇小说。
3月下旬的一天，高贤均和洪清波离京到西安。到达西安的这一天是3月23号。二人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是去成都看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顺便到西安把陈忠实的稿子拿回。
陈忠实还在乡下，何启治把高、洪二人所乘火车的车次告知作协陕西分会，作协办公室的人又把电话打到陈忠实所在的乡镇，由乡镇通讯员把电话记录送到陈忠实手里。陈忠实一看，高、洪二位所乘火车到西安的时间是西安天亮的时候。
刚看完电话留言，村子里的赤脚医生扶着陈忠实的母亲走进了院门，说他母亲血压升高，到了危险之数。陈忠实扶着母亲躺到床上，医生给挂上了输液瓶。母亲贺小霞这一年七十七岁，就此瘫痪在床，陈忠实侍奉左右。夜里，忽然下起了大雪，地上积雪足有一尺之厚。想着要接远方的客人，天不明陈忠实便起身，请来一位乡党照看母亲，他才出了门。
积雪封路，他只能步行，走了七八里赶到远郊汽车站，搭乘头班车进城。高、洪二位走出车站时，陈忠实已经迎接在车站门口。把二位贵客带到建国路作协陕西分会招待所住下，安排好食宿，陈忠实说稿子还有最后的三四章需要修改，请二位编辑安心休息两天。他又赶回原下老屋，一边修改书稿，一边管护输液的母亲。
陈忠实安排高、洪两位编辑住下的时候，还留给他们几本他的旧作，似乎是让他们闲时翻翻，用意似乎一是消磨时光，二是了解一下他的创作情况。
洪清波后来回忆说：“接下来的三天，是我们出差史上最无聊的三天。”陈忠实虽然安排作协的同志陪着他俩吃饭逛景点，但两位编辑感觉失去了进一步了解陈忠实特别是他长篇新作的机会，一切就都味同嚼蜡。
洪清波回忆：“后来高贤均索性推辞了一切活动安排，说是要研读老陈既往的作品。记得老陈的作品集真不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四妹子》和《蓝袍先生》。读了一天作品，我俩面面相觑，但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了。”后面这一句话，意味含蓄但很明显，他俩对陈忠实这些作品评价不高。洪清波接着说：“当然，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些作品，而是那篇至今神秘兮兮的长篇。”这话说得分明：他们对“那篇至今神秘兮兮的长篇”有些“担心”。
第三天早晨，这一天陈忠实说他记得很清楚，是“公历3月25日”，他提着《白鹿原》的手稿赶往城里。在客人所住的房间里，他把近五十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注：这一摞为手写稿。陈忠实自己留的是复印件。《白鹿原》出版后手稿又退还给陈忠实）准备交给两位编辑。
那一刻，突然有一句话涌到口边：“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但他把这句话硬是咽了下去。他没有因情绪失控而任性。他意识到，这种情绪性的语言会给高、洪造成压力，甚至还不无胁迫的气味，他便打住。
从事创作多年，他明白，出版社出书，只看作品的质量，不问其他。接稿子的是洪清波，洪清波看陈忠实将厚厚一摞稿件交给他，却又不松手，表情看上去分明有些重要的交代，可到底没有说什么。陈忠实只是在稿件上拍了几下，就完成了他酝酿良久的交接仪式。
中午，陈忠实请二位编辑在金家巷作协后院的家里吃午饭。在饭馆吃饭，陈忠实这时还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夫人王翠英尽其所能，给客人做了一顿头茬韭菜做馅的饺子。
陈忠实回忆说，两位编辑很随和，连口说饺子好吃。很多年后，洪清波却回忆说：陈忠实“那天请我们吃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了。没印象说明老陈为接待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写《白鹿原》，老陈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用老陈的话就是，那阵子他不怕请客，就怕客人吃不下家里的饭。”
吃了什么没有印象，但洪清波对陈忠实家的经济情况感受颇深。“我对老陈家的宴请没有印象，可是对他家的印象太深刻了。一个副厅级的作协副主席，家里的状况可以诠释一句成语：家徒四壁。我吃饭时只记得房间墙角里散乱堆了些空啤酒瓶，这是我看到老陈家唯一能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标志物。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但像老陈家这种情况的还是令人唏嘘。”
下午，送二位编辑去火车站。天黑时，陈忠实又赶回乡下老屋，先看卧床的母亲。母亲说，腿可以动了。陈忠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由慨叹，在他完成最后一笔文字并交稿的这一天，天灾人祸竟然都来凑热闹了。现在好了，《白鹿原》的手稿由高、洪带走了，母亲的病也大有转机。他点了一支烟，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3月31日早上，陈忠实按习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突然听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报道。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听了邓小平南行中关于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讲话，陈忠实感到很振奋，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思想文化的春天也将随着自然界的春天一起到来了，《白鹿原》的出版也有望了。
大约二十天之后，陈忠实再次进城去背馍。进门以后，陈忠实按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妻子随意地睡在沙发上。他过去翻捡了一下，看到一个寄信地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不禁一愣。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名，竟然是高贤均！
陈忠实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陈忠实回忆说：“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了起来，噢唷大叫一声，又跌爬在沙发上。”这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难遇到一回的激动时刻，他在另一处是这样回忆的：“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
叫了一声还是三声，陈忠实当时肯定并没有数，所以说法不同并不奇怪，他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把在心底憋了很多也很久的块垒一下子倾泻而出，流出眼泪自然也很正常。
听到这一声惊叫，王翠英吓得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陈忠实在沙发上缓了半晌，才算缓过气来，给妻子报了喜讯。稍稍平静，他又忍不住细读来信。
高贤均说，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坐上火车便开始读稿，一读便放不下手，俩人轮流着读；成都的事忙完，俩人也都读完了；回到北京，由他综合两人的意见给他写了这封信。
洪清波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更为详细。他说，在西安等拿《白鹿原》稿子的三天“是我们出差史上最无聊的三天”，因此，当他和高贤均离开西安“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我们无比轻松”。
从西安到成都有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只是为了打发这百无聊赖的时间，洪清波并没有多少信心地开始阅读《白鹿原》手稿。“结果，是地球人都可以预料得到的。”洪清波显然还没有全部看完，但职业经验使他对这部作品已经有了相当确定的看法。他“拿了看过的稿子找到高贤均，顶着他疑惑的神情，向他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先睹为快”。
洪清波记述，“果然，到了下火车的时候，高贤均就变得不那么淡定了，只要有时间就跟我开聊读后感。我都担心这样会让不明就里的四川作家朋友感到我们的移情别恋了。
确实，以往看邓贤初稿的标配是，白天看稿谈稿，晚上一票作家朋友，在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里声色犬马。而这次，白天看稿谈稿依旧，晚上高贤均要求邓贤不要有任何安排，说是回宾馆看《白鹿原》。作家裘山山后来写过这段反常，那是在《白鹿原》成功之后。我们的四川作家朋友们，一起经历了这一见证奇迹的历史时刻”。“回到北京，高贤均和我分别走出书和出刊的三审程序，依旧是一路盛赞。”
陈忠实后来回忆说，“让我震惊到跃起又吼喊的关键，是他（指高贤均。引者注）对《白》的概括性评价。他的评价之好之高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开天辟地！”这是高贤均读了《白鹿原》手稿后传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评价，四个字，却有千钧之力。
难怪陈忠实读信之后在沙发上又是跃又是伏，又是吼又是叫的。陈忠实难得有这样的性情表现。这里，既有类似十年寒窗苦一朝登金榜一样的欣喜若狂，也有千里马遇到了伯乐、俞伯牙遇到了钟子期那样的欣慰。
陈忠实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王翠英说：“可以不去养鸡了。”
随后，陈忠实又收到了何启治的来信，信中充满了一个职业编辑遇到百年等一回的好稿子之后的那种兴奋和喜悦。何启治强调，作品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中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
因此，出版社一致认为应该给这部作品以最高的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
1993年6月，《白鹿原》单行本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数是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
当时的陈忠实还没想到，就是这样一本书让他成为了国内靠小说致富的第一个作家。
《白鹿原》出版之前，编辑曾经问陈忠实，是要稿费还是要版税？老实巴交的陈忠实不懂其中的概念，憨憨地笑着对编辑说：“你说咋弄就咋弄。”编辑对他说：“那就版税吧，合同上签10%的版税。”就是这一句话直接改变了陈忠实窘迫的生活处境。
《白鹿原》出版以后，先后被译成日、韩、越南、蒙古、法、维吾尔、锡伯、克尔克孜等语种文字出版，被改编或移植为秦腔、话剧、舞剧、歌剧、电影、电视剧、连环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
在当代长篇小说的出版史上，《白鹿原》也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白鹿原》由畅销书已变为常销书。仅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至2012年5月，笔者所见该社出版的不同版本的《白鹿原》已达十一种之多。
据笔者了解，在2006年12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统计《白鹿原》的累计印数已超过一百二十万册。同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陈忠实以45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3位，引发广泛关注。
2014年，陈忠实说，他颇感欣慰的是，近十年来，各种版本的《白鹿原》加起来，每年的销量在十万册左右；多年来，读者包括一些单位找他为《白鹿原》签名的也经常不断，他曾在一个月里做了统计，这一个月竟有二十八天都有找他签名的，多的一次有五百多本，少的一次一本。
陈忠实后来说：“回首往事我唯一值得告慰的就是：在我人生精力最好、思维最敏捷、最活跃的阶段，完成了一部思考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和命运的作品。”
莫言依然记得他初次阅读《白鹿原》的心情。那会儿，他正在酝酿他的下一部长篇力作《丰乳肥臀》，这部令莫言倾注心力，又惹了不少麻烦的小说，承载了莫言的文学野心。站在寻根文学的脊背上，手执魔幻现实主义之剑，莫言这位文学骑士，要义无反顾颠覆传统历史语言，将一个个崇高符号还原为“人”的本位，他深知家族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家》，乃至同期的《平凡的世界》、《妻妾成群》，莫言也想创作一部了不起的家族史小说。但当他读到《白鹿原》，他怔住了。
《白鹿原》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一部家族史小说，它也完全有资格，在文学史树立起属于自己的丰碑。莫言在家族史小说上的野望，陈忠实，这个来自陕西的，早先甚至挤不进一流作家的汉人，先于他完成了大半，甚至，陈忠实借此构筑了自己的文学王国。一如高密之于莫言、鲁镇之于鲁迅、但泽之于君特·格拉斯。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他/她这辈子寤寐求之的，大抵是耗费一段人生，倾注心力，写出一部对得起自己，经得起时代考验，停笔那刻不由感到“生而无憾”的作品。于是曹雪芹有了《红楼梦》、普鲁斯特有了《追忆似水年华》、哈珀·李有了《杀死一只知更鸟》，对于他们而言，一辈子写就这一部作品，已然足矣，而对于陈忠实，《白鹿原》就是这么一部作品。
1995年3月8号，陈忠实写下这么一句话——创造着是心地踏实的。而如今，这位扎根于土地的作家，再无法于人间进行心地踏实的创造，他就这么，毫无防备地与世长辞，作为他的读者，我不免感到惋惜。
斯人已逝，所幸他的思想和灵魂被融入到了《白鹿原》这部伟大的作品中，为当代中国现代文学树立起了一座丰碑，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这部书，可以点击下方横条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