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一句“七圆滴七扁滴”，几乎成了米粉界的通用招呼语。圆粉还是扁粉，虽然不足以细致区分家乡区域，但这句多半来自常德某地的标准问话，语调轻快、音节婉转，清晰地传达了属于西南官话的常德方言和湘语的不同。
西南官话听上去与普通话相去不远，有点像四川话、贵州话、湖北话，甚至桂林话。掌握了几个基本腔调和特殊语句后，听懂不成问题，语言天分高的人还能轻松学上几句。相对那些还保留了古楚语特点（浊声母）的老湘语地区，实在算得上是湖南方言的一股“清流”。
这个仅次于湘语的湖南第二大方言，借助河流、山道和移民的人潮自北而来，千百年来划地而成，如今依旧保有强劲的扩张之势。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王砚
只差一票就成了普通话的
大部分人容易听懂的官话，最初的确来自官方，是对官方标准语的称呼。
汉语官方标准语最早称“雅言”，《论语·述而第七》中有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此后每个朝代都有通行的“雅言”，基本上以政权所在地的方言为主，比如汉代的官方语言是洛阳话；晋代以建康（南京）话为标准音；唐代比较独特，以《唐韵》为标准音，长安话只流行于日常。元朝定都大都后，又以大都话为标准——估计这种蒙式汉语为难了不少人。
“官话”的称谓来自明清，南京话、北京话一时盛行；1909年，“国语”一词获得认可，北京话的地位从官话提升到了国语，成为全民通用语。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用“普通话”取代了“国语”的叫法，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获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
通行于湖南的西南官话大致分布于湘北、湘西和湘南等市县州，只要去常德、吉首、怀化、郴州、永州等地，都能听到类似语音，范围不可谓不广。但一千多年前，这片区域通行的，仍是当地苗瑶等少数部族语言。唐朝诗人刘禹锡贬谪到武陵（今常德）之后，感慨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上杜司徒书》）意思是说，当时湘江、沅江流域存在大量非汉族地区，中原雅音难得听到。
如果洞察此片区域的山水、驿路、历史，就会理解这种方言并非凭空产生，它的流入、形成和传播，其来有因。
常德话中的动词“棘”，古代移民的口音留存
山水对方言的传播和固化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比如，归属湘北官话的10个点，桃源、常德、汉寿位于沅水下游；慈利、石门、澧县、临澧、津市、安乡处于澧水中下游。北方方言很容易溯澧水、沅水而上，以致整个澧水流域、沅水流域的下游被北方话所同化，并影响到湘资的下游。
道路和流水一样，轻松带来了远方的人们和他们的口音。
在古代，有一条从中原京都（长安、洛阳）出发，向南经过襄阳、荆门，到达南方重镇——湖北荆州的道路，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南北方之间最主要的陆路通道。其中，湖北襄阳经荆门至荆州的一段俗称荆襄古道。历代来湘的北方移民多是沿着这条古道南迁。常德和澧县（含津市）的北端恰恰连接荆襄古道。于是，在每个朝代，这两个地方比湘北其他地方的移民历史都要久，人口数量都要多。史载，西汉时期，关中人迁入荆州、津市、澧县一带，人数达十多万人。他们所操的中原“雅言”，给当地方言以很大影响，初步奠定了北方话的语音基础。到了唐朝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从湖北荆州到湖南常德一带，移民增加了户口十倍以上。
北方居民人数之多，地域又相对集中，使得他们的语言给当地土著语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就强化了常德方言的官话基础。到了宋朝，北方话终于由北向南逐步扩大至沅澧流域。对于这一变化，诗人刘禹锡的感受是深刻的，他被贬朗州时，曾经在诗中写道：“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外来客如此之多，孩子们都跟着“南腔北调”起来。
这些古代移民的口音和用词至今仍能在湘北官话中找到许多留存。
常德话中，有一动词，音“棘”（jí），意即被针、刺等尖锐物体狠扎，比如说，“我的脚被刺‘棘’哒一下”。《方言》卷三这样解释它的用法：“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茦（cì或cè）；自关而东或谓之梗，或谓之刿；自关而西，谓之刺；江湘之间谓之棘。”直到现在，“棘”字都不是一个常用词，它常与“荆”字合用，成为一个名词。名词作动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少见，足见“棘”字在常德话中的古老地位。
吴语赣语粤语都曾风行郴州
除了北方汉族人南下，另外一些使语言流动交融的原因，便是外地军队的驻扎以及交界地区的自然往来。从地图上不难看出，三大片湖南官话通行地域，都处于省境交接处，所以，在常德话中听出湖北话的腔调，在湘西话中听出贵州话的余韵等等，都不足为奇。
早在秦朝的时候，就有北方军队进驻湖南，一军驻靖州，一军守“九嶷之塞”（今湖南宁远）……此后汉朝、明朝派遣军队入湘，史书皆有记载。这些军人的语言如果是强势语言，则可能保持自身官话。我们在考察邵阳市城步县长安营村时就发现，属于西南官话的长安话独立于苗语、侗语以及当地共同的交际语儒林话，而自成一语。
周边省的官话当然也会影响湖南官话的形成。语言学家周振鹤、游汝杰认为湘南的官话是从广西传入的。以郴州话来例证，官话最先从西经过湖南永州进入郴州的桂阳县，再向东边扩散到郴州。
历史悠久的郴州，其方言流变之复杂，叹为观止，每个历史阶段，人们似乎都在尽力适应一波波袭来的不同语音。
夏、商、周时期，郴州建制都隶属荆州，春秋时代又属楚国，荆楚首府，历代多在郢都（湖北江陵），所以，以湖北江陵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在很早和很长时期就扩散到了郴州地区。
两汉三国时代，它又经历了桂阳郡到零陵郡的变迁，这450年间，广东话应该是大规模风行过。三国时代，桂阳郡划归孙吴，于是吴语、赣语便成主流。公元265年，三国归晋，桂阳郡先隶属江州（江西南昌），后又改属湘州（湖南长沙），赣语和湘语的影响有所加强。隋代的汝城和桂东曾一度隶属连州（广东连县），粤语对这两地影响增多。
而从宋、元、明、清，一直到现代，郴州都隶属湖南省。在这将近千年时间里，湘语影响加强。康熙年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郴州曾一度隶属吴三桂政权，云南话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抗战时期，湖南省政府先迁耒阳，后迁汝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难民先后流入郴州地区，一定程度影响着郴州地区的方言发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北方干部南下郴州，矿山开发，工厂林立，全国各地人员调来郴州，他们将家乡话陆续汇入了这个湘南城市，再加上各级各类学校推行普通话，最终形成了带有明显西南官话特征的郴州话。
注：参考文献：《湖南官话的形成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