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圈江湖‖诗酒文化

酒与唐诗，唐代饮酒之风浓烈，诗与酒的结合更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酒文化。

在《全唐诗》49400余首诗中，有6000多首(一说12000余首)与酒有关，各个时期、各个诗派代表人物咏酒的诗篇比比皆是。

在唐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相结合，将诗歌与酒文化带入了一个博大的领域，使诗歌姿态曼妙万千，舞蹈出那个时代“花天酒地”“诗酒风流”的特有标志。

盛唐时期经济繁荣，多元文化日趋发展，诗歌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作为重要交际工具的酒，更是催生了大量的诗篇。诗酒文化将诗理、酒趣完美结合，铸造了酒的不老传歌。

田园诗人寄酒意，抒诗真一在恬淡安的自然风光中，诗人将满腔豪情、逸气付诸笔端，寻求人生的真性情、真趣味。王维的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下马饮君酒，君何所之。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送别》)“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酌酒与裴迪》)和他同时代的孟浩然，则将更多的情思在田园风物里铺展挥酒，一曲《过故人庄》唱出了田园诗的新风:“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边塞诗人酒诗奔放，侠气勃发一将英雄奇情融在酒杯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輸凉州词》)而高适的“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马”。(《营州歌》)王昌的“脱鞋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击西胡”。(《龙标夜野宴》)在豪饮时回首阑珊灯火，于唱吟中勾勒出雄浑壮丽的边塞景观，给世人留下无尽的遐思。

活“诗仙”李白诗酒至尊，癫狂豪迈将酒趣、诗情交融结合写尽了饮酒时的癫狂与酒脱，表现出一股舍我其谁的雄放之气。李白流传下来的1500首诗作中，有170首写到酒和饮酒。“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忆旧游寄旗郡元参军“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四首》)在李白的诗中，赋予酒更多的英雄气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博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花马，千金装，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种气概在光与影的极致里，演绎了无可比拟的绝唱。

“诗圣”杜甫酒诗沉郁，忧国忧民一一将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挥发得淋漓尽致。杜甫流传下来的1400多首诗作中，说到酒和饮酒的有300首。“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九日登梓州城》在颠肺流离中，他体验了盛唐转衰时期的种种阴暗，难以掩盖的是思乡的愁痛:“日兼春有，愁与醉无醒。”(《又呈窦使君》)他想大庇天下寒士，他想建功立业，可是入仕不举，国家的不幸与个人的怀才不遇重合在一起，是诗人长醉不醒的真正原因。

在唐代，有著名的“饮中八仙”，也称“醉八仙”。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名人、学者，虽然身份各不相同，但却有共同的爱好喝酒。“饮中八仙”包括:贺知章、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

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辮惊四筵。”这首诗描述了当时长安市上“饮中八仙”的醉后之态:贺知章酒后骑马，晃晃悠悠，如在乘船。眼睛昏花坠入井中，竟在井底睡着了;汝阳王李琎饮酒三斗以后才去觐见天子，路上碰到装载酒曲的车，引得口水直流，为自己没能封在酒泉郡而遗憾

左相李适之为每日之兴起不惜花费万钱，饮酒如长鲸吞吸百川之水，自称举杯豪饮是为了脱略政事，以便让贤;崔宗之是一个潇酒的美少年，举杯饮酒时，常常傲视青天，俊美之姿有如玉树临风;苏晋虽在佛前斋戒吃素，饮起酒来常把佛门戒律忘得干净净;李白饮酒一斗立可赋诗百篇，他去长安街酒肆饮酒，常常醉眠于酒家，天子召他，他却因酒醉不肯上船，自称是酒中之仙;张旭饮酒三杯，即挥毫写书法，时人称为草圣，他常不物小节，在王之前笔疾书，若得神助，其书如云烟之泻于纸张;焦遂饮酒五斗，才得精神振奋，在酒席上高谈论，常常语惊四座。

《饮中八仙歌》是一首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肖像诗”。贺知章二句，李琎(汝阳王)三句，李适之(左承相)三句，崔宗之三句，苏晋二句，李白四句，张旭三句，焦遂二句，寥寥数笔，各显仙意。八个人在嗜酒、豪放、旷达方面彼此相似。杜甫以洗炼的语言，人物速写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八仙醉酒饮酒图

纵酒赋诗是唐代诗人的生活风气，也是一种令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诗酒风流是唐人的重要文化观念。唐代的酒文化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唐诗中。酒对唐诗创作的影响，有两个层面:一是酒对诗人生理影响的物质层面;二是酒文化精神对诗人心理影响的精神层面。

酒成就了文人墨客的无数佳作，给了英雄豪杰不凡的壮举，赐予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历史与文化又给了酒以全新的注释。不同于武将以及下层百姓饮酒那样划拳、喊叫、喧闹，诗人饮酒更富有艺术性和文化性，通常当场赋诗，虽然是“酒引眼前兴”，但也“诗留身后名”，造就了一大批伟大诗人，形成了唐代独特的诗酒文化。它既延续和丰富了我国诗词文化，同时也从更深层次赋予传统酒文化新的艺术生命力。

在唐朝经、政治、社会等各方有利的条件下，诗人们的诗酒激情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社甫诗曰:“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这股潮流终将诗酒文化推向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