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唐代诗人虞世南在《蝉》中，用白描手法，仅以二十字，非但生动地勾勒出蝉的形象，开拓了启人幽思的主题，而且引譬出蝉与文学的关系。这使人不禁想到：蝉，区区小虫，竟何以会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确是一个韵味深长的“谜”。
一
要解开这个“谜”，还得溯本追源，从蝉的美名儿上说起：
蝉，在古代被叫做“蜩”“螗”“蟪蛄”；在近代被称为“叶蝉”“蚱蝉”；在现代又被呼之为“知了”；谁能想到，蝉的名字竟还有35种以上呢。不过，名谓虽多，却有失其美。于是，经过若干代文豪巨匠的苦心雕琢，蝉的称谓本身便成为一种艺术结晶。人们不再直呼其原名，而是用诗、词、赋的“阙中联”“句中眼”以取代原称。如“含风”“饮露”，都成了蝉的美号。每当人们看到这些富有诗情画意、充满着抒情曲美感的名字时，便会感到蝉形历目、蝉鸣在耳，从而又会产生许多奇妙的遐想。以至于后来形容女子的姣俏，常用“蝉娟”“蝉鬓”“蛾眉”(源于《诗经·卫风·硕人》：“螓(蝉)首娥眉”)；形容情感之 共鸣、灵犀之相通、美好之结合，常用“蝉嫣”“婵媛”“婵连”“蝉联”“蝉娟”；颂赞高士之节操，常用“蝉蜕”等词(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便有“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的句子)。
文人们如此刻意写蝉，倒也不是他们故弄玄虚，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缘由。
（配图均为齐白石画作）
首先，蝉之所以被人重视，正因为它并不是稀世罕见之珍，而恰恰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平常之虫。大河上下，中原内外，自古以来，便有着它的踪迹。古诗中，不但有着“春往海南边，秋闻半路蝉。鲸吞洗钵水，犀触点灯船”的记载(唐代李洞《送云卿上人游安南》)；而且有着“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的写实(唐代王昌龄)。蝉，由于它作为大自然的子孙与人们同在，才有可能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兴味；也可以说，蝉之所以被名贤高士们赋予文学的意义，正在于它的“常见”与“平凡”，它的一切美好的特性，首先寓于“常见”与“平凡”之中。
其次，蝉鸣清越，具有鼓人耳目，叩人心扉的魅力。它那激扬九霄的悠悠之声，早就引起我们祖先的瞩目。它曾作为“图腾”之一种而受到膜拜，后来又被当作政治风向而得到儆视。《周书》上写着：“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鸣……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鸣，贵臣放逸。”《易经通卦验》上也有蝉不鸣“国多妖言”之说。连孔子也有“市有蟪蛄之声，则朝有蜩螗之沸，政之哗也甚矣”的感慨。可见，蝉在古人心目中是不可轻睨的。
二
再次，蝉本身也确实有些不寻常的特点。一千多年前，它的特殊的繁殖方法与生长规律，唤起了古人对它作进一步研究的热情。原来，雌蝉将卵子产在树杈上的小孔中。数日后，它又咬落树杈，使它落地埋进泥土里。待到开春，才孵出幼虫，再长大一点便叫做若虫。从幼虫到若虫阶段。每长一次，便蜕一层皮，共脱四次皮，历时多年，然后，若虫爬回树干上，紧紧抱着树干不放，虫的背部裂开一条缝，一个身着两翼、生机勃勃的蝉儿便腾空而飞了。而若虫的壳，仍然附在树上，远远望去，俨然像个一动不动的成蝉。谁能料想到，就是这个被留下的凝壳，知再次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祖先的眼界呢。它被正名为“蝉蜕”。《本草纲目》《别录》上都说它有医治难产、抽风、癫痫、破伤风、失音、顽疾、风疹的奇效，并有明目退翳、止渴的作用。于是“蝉蜕”便被当作几乎可以“妙手回春”的“神药”。到了唐代，竟养蝉成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极为精致的“蝉笼儿”挂在窗户上。
有的人，甚至还以比较蝉声的短长决定胜负、输赢，并美其名曰：“仙虫社”。《搜神记》中，还有这样的故事：淮南内使朱诞手下的一个人的妻子神情恍惚，面呈病态。那个人便怀疑她有外遇，于是经常窥测她。一天，忽见她中断了织布，呆呆地望着树上痴笑。她的丈夫若有所获，急忙往树上盯去，一看，那上面竟有十四五个头裹青巾、身着青衣的小孩儿，在树上嬉戏喧笑。她丈夫生气地用弓弹向树上弹去，“呼”地一声，小孩们顿时化作蝉儿，凌云而翔，最大的有如簸箕。以后，关于蝉的特殊生长规律，反映到《西游记》中，则被提炼成为“金蝉脱壳”之计。
上面诸多情况，说明了文人们咏蝉，并非是出于纯主观的臆想，而是有着客观基础的。蝉与文学确实“有缘”。也可以这样说，我国书面文学诞生之日，也就是“蝉”进入文学领域之时，谓予不信，请一览文学之帙卷。
早在《诗经》的《豳风·七月》中便有“五月鸣蜩”之兴，《大雅·荡》中有“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之比；《楚辞·卜居》中有“蝉翼为重，千钧为轻”之喻；《庄子》的《外篇·秋水》中有“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之讽；《外篇·达生》中延伸出“痀偻承蜩”一词，用以形容“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专注；此外，在荀子的散文中，也曾喻蝉而明理：“夫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说苑·正谏》则给后世带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警。
蝉在进入文学领域的同时，也步入了文杰轶事的囿苑。《后汉书》记载蔡邕(东汉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事迹，曾提到过一段插曲：蔡邕在陈留，邻人邀他小宴。他行至邻舍，忽闻琴声，遂大惊而遁返家门。三人追来问他，他说：你既请我吃酒，何以乐中露有杀机？弹琴者解释说：我在弹琴时，忽见螳螂在蝉之后，我怕它伤害蝉，才以琴声相警。这岂是有杀心而形于声呢？蔡邕听了，心有所启，抚颔点首：这样说来，还很有道理呢。于是腹疑冰释，宾主入座。此后，蔡邕又观蝉，听蝉多日，有感而命笔，遂开我国《蝉赋》体之首章。
蝉与文学的关系，实在是错节盘根，难斩难分。缘分最深长乃至千丝万缕的，还当数诗赋。据不完全统计，仅至明代止，写有著名蝉诗、蝉赋者，最少也近于七十家。
三
到了“五四”以后，蝉作为诗的题材少见了，但将“蝉”作为散文题材来写，则大有新兴之势，并且因为写蝉，还引起过轩然大波。散文大家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一文中写到了月夜蝉鸣，于是另一位文人，便以黑夜并无蝉声为题，与他在报刊上打了几个月的笔仗。为此，一向主张“写真实”，并主张作家观察生活必须做到“锱铢有辨”的朱自清，除寻找充分的旁证外，还多次于深夜栉风沐露，聆听蝉音；及至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时候，又专门去请教知名昆虫学家刘崇乐，彻底弄清月黑蝉噤、月朗蝉唱的科学道理，然后才写出《关于“月夜与蝉声”》的雄辩文章，从而结束了这场论战。
那么，究竟为什么这些名家都如此酷爱咏蝉？蝉与文学结下如此不解之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除了前面那些外在联系之外，最重要的，便是蝉的某些特征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与文人们的心灵，有着一种有形无形的内在联系。
文学是主观意志对于客观存在的一种反映，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剖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人禀七情，应物感斯，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自然界的景物中，蝉声极易撩拨文人的心弦。当万虫齐鸣时，蝉声最为亢厉；而当万籁俱寂时，蝉声则更为清远，应蝉鸣而感斯，遂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感，又有“黄莺紫燕寂无喧，新声最好是闻蝉”之赞。文学既然是能动地反映现实，那么作者在写作时，便不会仅作自然主义的叙述，而必然是随物婉转、与心徘徊，“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反映到作品中，蝉声与心音便融释化一了。作品中的“蝉”，必然会一一打上作者处境、个性、格调的烙印。于是有于武陵“江头一声起，芳岁已难留”之慨；有杨万里“一只初来报早秋，又添一只说新愁”之诉；有李白“秋蝉号阶轩，感物忧不歇”之苦；有白居易“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之悲；有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之悔；有王安石“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之焦；又有元好问“药栏听蝉噪，书幌见禽过”之愁；更有骆宾王《在狱咏蝉》“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之愤。盖因世事乖蹇而高士命运坎坷之故，遂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文 赋》)之 理。
不过，文人高士之咏蝉，也还不仅仅限于“叹逝”与“思纷”。他们在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的基础上，开掘了“蝉”这样一个可以比兴之物的“象下之义”和内在特征，在蝉的身上找到了可以寄托他们的爱憎与信仰的东西，可以表现他们品格与节操的特质；从而炼就妙句，借物言志。如苏轼咏蝉，探其“蜕形浊污中，羽翼便翾好”的特点；褚沄则勾其“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足”的特点；曹植赋蝉重其“内含和而弗食兮，与众物而无求”的特点；而陆游《蝉赋》则做了更为全面的开拓。其赋曰：“头上有绥，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常，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这里被开掘出来的特点，便是比兴之物与“应物感斯”之人的相通之处。正因为这样，凡善感之文人、有志之名士，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写蝉以言情、颂蝉以喻志。不过，将蝉尊为“至德之虫”，怕也有过誉之嫌。如若把蝉、蝉声，喻作文人自爱与文学创作的一挂警铃，也许会更有意义。
四
蝉择荫而处，向明而歌。当夏而不趋炎，居高而不失慎。它不因自身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而忘却自己的天职。如郭小川在《团泊洼的秋天》中所写的，蝉声可以暂时消退、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蝉不因翼薄如许、身轻若无而轻迁其居、轻沽其身、轻售其技、轻易其声。它既不因群噪而更调，也不因酷暑之威而降音，其声韧韧，经久如一。
蝉在万物竞生的季节，报告着收获的信息；在硕果累累的时刻，诉说着着冬之将临；而当百虫俱僵之时，它却在深深的泥土中，酝酿着一支新曲。“大哉生命！”蝉永远是“生命之歌”的一个无名的作者。
这，也许又是它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更深刻的缘由吧。
作者：吕雪萱
编辑：张滢莹
责任编辑：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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