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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文化运动，文言文被白话文所取代，文言文读写渐渐退出主流，这是一个大进步。
去除了言（口语）与文（书面）中间的壁垒，文化在普罗大众中间的传播速度加快了很多。
当然，作为“非主流”的文言文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几乎全都带着“之乎者也”。
古代文献中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根，拒绝接受显然是不行的。为了让人们能更好地接受，学校承担了文言文教学的重担。
我们可以看到，在高中阶段，有些学校的语文课几乎就是文言文课，现代文基本上靠自读，但每一篇文言文都精讲精练，读、背、析、译一点也不含糊敷衍。
这是在“读”这一方面的大致状况，至于“写”，即用文言文写作，这个没在高中语文的教纲与考纲上。
当然，不要求并不等于没人尝试。
——20年前的那场高考（2001年，也是21世纪的第一考），中学生蒋昕捷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在高考考场上以一篇《赤兔之死》，赢得阅卷老师的青睐，获得了满分。
在20年前，高考满分作文还不像现在这么常见，在人们的观念中“文无第一”，一篇作文再好，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毛病，——满分？想都不要想！
可是“赤兔马”横空出世，折服了所有的阅卷老师，这篇文言作文的优秀不容置疑，这个满分的成色可想而知！
凭借这篇作文，蒋昕捷被南京师范大学录取，后进入中国青年报社工作。高考10年后（2010年），他又因报道地沟油事件，再次轰动全国。
《赤兔之死》也为学生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样板，在此之后，在考场上执笔为文言的不少，可是，遗憾的是，鲜见成功之作。于是人们发现，蒋昕捷所提供的这个样板似乎是不可复制的。
临近高考了，很多考生也会重复问这样一个问题：老师，我高考作文用文言文写可以吗？
悦华想，所有老师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都会慎之又慎。
悦华不主张用文言文写作。
第一，怕学生眼高手低。
在古代，读书人生活于一个文言的氛围中，不仅读背，而且写记，是读写结合的。
特别是明清以来，读书人不仅接受了严格的八股文教育，“起承转合”各有定规；且在日常生活中也随时使用文言写作——像写个便条、书信、请柬、契书之类的，一般都是文言。
钱钟书先生年轻时，有时代他父亲为别人写序言，文笔老道，别人竟看不出是年轻人的手笔；至于为父亲代答尺牍（即书信），更是驾轻就熟：一封“黄伞格”的信，哪里起笔，哪里另起，一行几字等等，顺手写就。
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文言写作的大环境，且在教育上又是以读为主。
很多学生分析一篇文言文时头头是道，但真正让他提笔去写，就不知所云了。
这也就像网上的一些书法“评论家”，评起别人的字来又是“丑书”、又是“功力不够”，一副睥睨天下的样子，但让他写出来，啥也不是……（题外话）
就像书法作品忌繁简夹杂一样，文言文写作忌文白夹杂，当你写出一篇语言风格四不像的东西来时，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即便文言掌握得好，还要各种条件都具备
如题，这样才能得高分。
回到《赤兔之死》。仔细看蒋昕捷的这篇文章，虽说是文言文，但用语浅显，很少有“之乎者也”这样的句子，只不过在某些词汇与句式上才看出古文的样子来。
这分明使用的是《三国演义》式的“古白话”。这样的语言既有特色，能吸引人；又让人一看就懂，一读便知。
但如果选择一种“炫技”式写法，把文言文写得佶屈聱牙，估计也不为人所喜。
还记得那位将甲骨文写进作文的考生吗？一篇“天书”得让批改者费多大劲儿！
只是文言“适度”还不行，审题立意比语言重要。
《赤兔之死》的成功其实更多地胜在立意上。全文紧扣作文要求的“诚信”来讲述故事，立意严谨，中心突出。
记得有位比蒋昕捷更早慧的少年作家，他的高考考场作文就得了罕见的低分，看那篇文章文采斐然，语言上肯定没问题，问题就出在了审题立意上。——要知道严重跑题的后果很严重……
基于以上两点，悦华认为用文言文写考场作文还是不太合适的。
——如果你语言基本功好，文不文言的都能胜人一筹，用文言何用？
——如果审题立意出了问题，文言也救不了你，用文言又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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