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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蟋蟀文化，一般认为始于唐，兴于宋，而明清两代则是斗蟋蟀的鼎盛时期。明朝中期以后，连皇帝也经常和宮女、太监一起伏地斗蟋蟀。
以前，北京盛产蟋蟀，出了四九城就有。志书里记载着，北京永定门外5里有个胡家村，那里产的蟋蟀特别好。虽然胡同里也经常有人卖蛐蛐儿，但北京人大多数不买，而是自己去逮。
几百年前，明朝的北京人逮蛐蛐儿用的工具有“提竹筒、铜丝罩”。捕捉时“迹声所缕发而穴斯得。乃掭以尖草，不出，灌以筒水”。挑选时则是“捕得，色辨、形辨之，辨审，养之”。最后再看看斗得怎样，“试而才，然后以斗”。据老北京人说，以前在前门城根一带就有专门斗蟋蟀的地方。
与秋虫相比，冬虫身价倍增。“京师五月以后，则有聒聒儿沿街叫卖，每枚不过一二文……七月中旬则有蛐蛐儿，贵者可卖数金，以其能战斗也。至十月，一枚不过数百文，取其鸣而已矣。蛐蛐儿之类，又有油葫芦。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
正因斗蟋蟀有利可图，所以爱好者无不精心饲养调教蟋蟀，由此产生了一门研究蟋蟀的学问。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书立说。
斗蟋蟀的书则显得异常丰富，宋代贾似道著有《促织经》，明代袁宏道著有《促织志》，清代陈淏子著有《蟋蟀篇》、梦桂著有《蟋蟀谱》等等。这些著作将蟋蟀在各种环境下的不同反应和表现详细诠释，大都是不可多得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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