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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我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正式上映，观众第一次看到剧中的外国人说起中国话。此后，一部部登上中国银幕的外国电影，让译制片走进了更多人的文化生活。“天哪，我的老伙计”“噢，我相信这不是真的”等特点鲜明的“翻译腔”成为一代观众的共同回忆。随着时代发展，译制电影已经慢慢告别了风格化、模式化的翻译腔，力图让翻译与配音贴近生活。
如果说通过声音呈现的电影翻译腔不断减少，那么由于用词、语序不同而造成的与母语表达习惯相异的文本翻译腔则一直存在。客观上说，在表音字母和表意文字之间铺设桥梁，把外文的口语俗语、双关修辞、褒贬语气乃至“掉书袋”的表达转化为明白晓畅的中文，殊为不易。一位译者说：当你打开艾略特的《荒原》，你会被诗歌所蕴含的万千意象所震撼，无论译者怎么努力，好像都无法达到他的功力。翻译是两种书写系统、两种文化对话的复杂命题，面对“抗译性”强的文本，翻译腔有时在所难免。
有的时候，翻译腔甚至是译者有意为之。文学译著的“别扭劲儿”营造出时空的陌生感，让读者保持距离、莫沉溺其中；思想经典的精准生涩，提醒读者莫一时图快、与重要概念失之交臂。这也引发我们思考：是信息准确重要，还是表达流畅重要？翻译是原作传声筒，还是译者再创作？“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应该如何理解？毋庸置疑，歪曲原意、难以卒读的译文断不可取；但表达与表意、本意与诗意，常常是难以兼顾的跷跷板。正如一位比较文学学者所说，从严格的逐字翻译到忠实而又自由的重述，再到模仿、再创造、变化、解释性的对应……从哪一点出发，都可以产生精彩的译文。不同文本，不同读者，需要不同的翻译。如此看来，翻译腔未必一无是处。
翻译腔遭人诟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不过，要看到的一点是，古往今来的大量翻译实践，对中国语言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塑造作用。汉语本身就处于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进的过程中。语言系统，唯其开放，方能不断完善、不断发展。这恐怕是我们面对翻译以及翻译腔时应有的胸怀。
“语言是存在之家”，是每个人的文化之根，我们要培养开放的胸怀，还需练就“语言的自觉”，不能生搬硬套，盲目模仿、追随。毕竟，现代汉语已从牙牙学语的幼年进入表达自如的成年，我们欢迎更有表现力的词汇、更多变的句子结构，但也拒绝那些徒有其表的西式表达。几个短句表达利落，何必连缀成一个冗长的定语？上下文语义自连，何必用大量从句叠床架屋？作为汉语的使用者和创造者，作者、译者，乃至正在说话的每个人，少一点“拿来就用”的翻译腔，多一分语言的自觉，汉语就会更美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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