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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参与的《演员请就位》刚刚落幕，于正坐上《我就是演员》的嘉宾席侃侃而谈。两个曾经被法院判决抄袭的作者，拒绝执行法院的道歉判决，却在近日接连在两档竞演节目中作为行业代表出现，令部分影视从业者感到“忍无可忍”。
日前，一封《抄袭者不应该成为榜样》的公开信中，150余位影视行业从业者联名表达愤慨，共同呼吁“停止对这些劣迹从业者的宣传炒作，对相关节目作出修改调整。严厉打击和惩处有抄袭剽窃违法行为的编剧、导演，主动拒绝这些有劣迹且不加悔改的创作人，不给抄袭剽窃者提供舞台”。
此次联名签署的影视从业者大部分是编剧，其中包括《战狼》编剧刘毅、《老炮儿》编剧董润等，该声明发出之后，得到了部分网友的支持。但也有人认为，此番声明措辞激烈，有“党同伐异”之嫌。
声明发起人之一，编剧汪海林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联名公开信并不针对二人是否有影视行业工作的权利，而是针对他们能否在综艺节目上代表行业担任导师的问题。于正、郭敬明在综艺节目中频繁登场会给观众造成一种错觉：影视行业是不是没人了。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抵制行动，而是一个呼吁行动。联名签署的从业者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无组织、无纲领，一百多个艺术家不可能思想相同，只是在共同价值观下的团结发声，在一个问题上高度一致，那就是：于正、郭敬明不能代表行业担任导师。”
拒不道歉，“打造受害者的人设”
这封联名信的签署人当中，当年轰动一时的两桩侵权案的原告琼瑶和庄羽赫然在列，这两桩案件都已尘埃落定，但作为侵权方的于正、郭敬明从未“发自内心赔礼道歉”。
2006年，法院定郭敬明抄袭案成立，判决郭敬明与出版方赔偿庄羽经济损失21万元，要求郭敬明与出版社于15日内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道歉。判决生效数天后，郭敬明在博客撰文表示，对自己不认同的事情，哪怕世人全都相信，自己依然不会随意苟同：“我会执行法院判决的赔偿和停止销售，那是出于我对法律的尊重。但我不会道歉。”对此，编剧刘开建认为，郭敬明的“拒不道歉”等同于“藐视法律、藐视原创”。
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文勇告诉第一财经，“藐视”一词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法律体系，但郭敬明的表态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尽管他已作出赔偿，但“不会道歉”同样是拒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更不能说是“对法律的尊重”。
尚文勇进一步指出，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已经沿用数十年的“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均明确规定了赔礼道歉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这一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和强制性。在郭敬明这起案件中，停止销售侵权作品、赔偿经济损失、赔礼道歉，任何一项判决没有落实，都会被视作民事违法行为。事实上，面对公开道歉的判决，于正和郭敬明都未曾主动履行法律责任，公开资料显示，针对两桩案件，法院均实施了强制执行，分别在《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汪海林分析，二人之所以一直拒不道歉，是在暗示他们遭遇了司法不公：“赔钱可以，但是我不认错，因为我没有错，判决是不公的。他们打造受害者的人设吸粉，进一步收割韭菜。”针对司法机构在这两起公案上的判罚结果，他认为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两例案件的处理没有问题；自此，编剧行业协会也将二人排除在外，“他们不能参加任何行业的评奖，也不能加入任何的行业协会，行业不接纳他们。”
2014年，琼瑶起诉于正一案期间，刘和平、王丽萍等139名编剧就曾联名支持琼瑶依法维权，谴责抄袭剽窃，呼吁保护原创。琼瑶对此非常感动：“他们在更深层次是在支持一个干净的、没有抄袭剽窃的编剧环境，用声明中的原话是‘在维护编剧职业尊严’。”
郭敬明侵权案过去十多年，于正侵权案过去五年后，二人仍然在影视市场上活跃，而原创领域，抄袭、剽窃、融梗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汪海林看来，如今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和平台：“保护著作权有一个巨大的空缺，就是资本和平台，他们对已有司法判决的、行业否定的人进行追捧，甚至让他们担任导师，这里就出现了价值观的混乱。”
因此，这封公开信，除了反对于正、郭敬明在综艺节目中担任导师，也在对追逐二人的资本、平台表达不满。“这个时代资本为王，平台为王。对于影视行业来说，他们的话语权其实最大。编剧恰恰是没有权力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人。他们对垄断机构和平台发声，是弱向强发声。”汪海林说。
资本控制创作，编剧失去话语权
在公开信发布不久前，新人编剧刘晓峰曾在微博曝光香蕉影业锁定剧本版权，却未支付此前承诺的80万元剧本奖金。刘晓峰在微博中提及，自己曾经录制了下跪视频发给香蕉影业CEO韦翔东，恳请他向王思聪转达自己的焦急之情。拖欠稿费、署名权之争，被资方、制片方、艺人经纪团队轮番改剧本的情形在业内时常发生，编剧界的辛酸血泪甚至常常成为自嘲的素材。
此次联合声明发起人之一，编剧宋方金曾在《吐槽大会》上讲过一个段子。“假如一个编剧去跳楼，在电梯里会接到六个电话，五个是让他改剧本的，还有一个通知他，上个项目黄了。”这个段子虽然有喜剧效果成分，但也暗示了影视行业中普遍存在的事实：编剧失去了话语权。
观众或许会困惑：为什么烂片横行？这么多编剧写不出一个好故事吗？汪海林向第一财经表示，影视行业如今面临着资本和平台过度干预创作的情况，“从题材、内容甚至价值观、情感表达，都进行控制，要甜宠，要撕小三，要宫斗……我们面临着创作上的巨大困境。”
在他看来，是平台的高度垄断形成了利益的闭环，“先是打造IP的概念，于是影视公司买它的IP，一些垃圾IP卖了天价。IP是它的，艺人是它打造的，平台提供内容、提供素材，编剧只是加工环节中的一个零件。你有什么权利提出要求呢？消灭了创作，创作人的权利也随之被消灭了。”
当编剧失去创作自主权，就不再是一个有独立思想、能够独立表达的创作者：“思想都保护不了，经济权利和署名权更保护不了。”汪海林在影视行业有过二十多年的从业经历，是《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编剧。他还记得，编剧的表达曾经是完整的，“想要拍你的戏，必须获得你的同意。尊重你，才能获得你的作品。但现在无需尊重你，你得求着他们。”
令汪海林深恶痛绝的是平台和资本对流量、IP、大数据无节制的追捧，对于正、郭敬明的追逐也是这一逻辑的产物。“虽然在节目中，他们起到的是小丑的功能，平台故意把他们放到导师的这个位置上，希望观众骂他们，这样，热度就更高，流量就更高。这就是一个商业目的、炒作目的。”
“流量+IP”导致烂剧横行，编剧中心制可能吗？
过去数年，汪海林等编剧曾在多个场合呼吁编剧中心制的建立。在他看来，对比中美剧集在制作上的差别，最明显的便是编剧地位的悬殊。在美剧行业中，编剧是绝对核心，话语权和地位往往高于导演和演员。美剧购销体系通常的流程是：编剧带着剧本投标，中标之后经过筛选由电视网出资拍试播剧，试播剧通过则签合同，假如第一季表现好，就可以谈第二季的合同，因此，每部被制作出来的美剧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后的优质剧集。
“剧本好你才能做这门生意。”汪海林说，在以剧本为核心的机制下，编剧不需要向资本投降，只要负责写出好故事就行了；反观国产剧集的生产机制：“自己生产，拍完了拿去卖。靠什么卖钱呢？就看阵容，看演员，在这样的机制下，导致演员越来越贵，也导致了流量演员的出现。”
判断演员的标准不再是演技，而是数据，“这个数据还可以造假，最后就变成流量演员控制内容。有演员就可以卖钱了，剧本没写完就开拍了。”汪海林指出，现在平台通过选秀节目打造流量演员的生产线，但这并不是一个鼓励好作品的机制，大IP加流量明星的模式，不可能产生好作品。
“流量+IP”公式导致烂剧横行，影视行业也已开始反思编剧的重要性。2020年年初，针对影视行业乱象，广电总局对重点网络影视剧规划备案申报事项和审核工作进行了调整。在填报系统时，除了要求提交《重点原创网络影视剧规划信息备案表》，还要求必须提交《完成剧本创作承诺书》。这或许可以改变过去仅需提供故事梗概而造成的诸多资源浪费。
不过，汪海林对建立起尊重编剧的行业机制有些悲观，他认为，目前情况下，平台缺乏改革机制的驱动力，因为编剧中心制的建立会改变资本和平台主导的权力结构。“现在的影视项目是平台说了算，他们对降低风险、稳定挣钱更感兴趣，对于生产好的内容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这是平台的思维，”
汪海林表示，此次联名信的初衷也是希望平台能够承担起一些文化责任、社会责任，“抵制抄袭剽窃，鼓励原创、保护原创这些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的话，如何建设文化强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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