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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体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兼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科使命，这是从学科形成之初就打上的烙印。其背后是学术理论和学术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学科发展逻辑。即使在今天看起来纯粹理论的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其背后也必然有其实践内涵和现实关切。而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则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实践性、现实性。但是，不同学科的学科元特点和发展规律，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发展的侧重点，偏向认识或侧重改造；同一学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都会有所侧重，这是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社会学起源于欧洲，脱胎于生物学。从社会学的西方源头来看，西方古典社会学可以看作是关于现代性的学科。涂尔干、齐美尔、滕尼斯等欧洲古典社会学大师的研究关切都毫无疑问地聚焦在对现代性及其带来的社会秩序危机和道德体系崩溃的反思。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一定程度上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剧烈变化投射在学术研究取向上。细读西方古典社会学经典，不难看出其认识世界的偏向更为明显，面对新的技术、文化、宗教、生产方式的冲击，西方社会秩序的坍塌，人心焦虑不安，导致如何看待社会的迅速变化、如何理解现代性、如何重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学者的研究关切，回到过去的秩序井然还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生活，这种对现实的无助和未来的惶恐，成为西方古典社会学家重新认识世界的精神动力。
然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的改造世界的标记。强国富民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社会学知识分子的实践动力。
不同于西方的自发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伴随着外来力量的粗暴干预。近代中国面对更加现代化的西方入侵者，在器物、制度、精神上一次又一次被刺激，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共同的奋斗目标。抗日战争时期，一批社会学知识分子聚集云南昆明呈贡县魁阁，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张之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先生的《内地女工》《芒市边民的摆》，胡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大批社会调查成果的问世，为中国社会学树立了宝贵的研究传统。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序言中所说：“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可以看作魁阁时代社会学知识分子努力了解中国社会，走出理论的象牙塔，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有力证明。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依然延续这一传统，保持着极强的现实关切意愿。其核心的主题之一，就是围绕着社会转型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究，也呈现出新的学术话语特点。
第一，学科史研究和学科发展回顾类研究更多。2017—2019年，恰逢若干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二是社会学恢复重建40周年；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社会学界围绕着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开展了一大批学科史研究和学科发展回顾类研究，包括《新中国社会建设70年》《中国社会学四十年》《中国社会保障学40年（1978—2018）》《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等一大批学术著作。同时，《中国社会学四十年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我国阶级阶层研究70年：反思、突破与创新》《中国经济社会学40年：传统、当下与未来》《中国社会学史研究40年：历程、共识和展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等学术文章也引起广泛关注。
这种回顾性的文章和著作，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应景之作，还反映了中国社会学一直以来寻求自我安身立命之本的学科诉求。中国社会学来自西方，但相比经济学、新闻学等，中国社会学又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和本土性。一方面，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历史惯性，西方拿来主义很难准确定义中国社会现象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这迫使中国学者寻求符合中国社会逻辑的中国社会学体系。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体系，西方社会学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存在着与传统文化嫁接的问题。中国社会学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社会学本土化的精神追求。
从方法论研究上，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社会学从训诂学、文献学、中国古典哲学等学科汲取养分，尝试从中国古典文献和儒家经典中寻找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源头。例如，《中国社会学：起源和绵延》《论群学复兴——从严复“心结”说起》《社会学的中国化：发轫、延续与重启》《中国社会学的想象力、本土化与话语权》等。但也有一些文章讨论本土化与西方传统的关系，如《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与方向》《中国社会学研究“规范化”与“本土化”之知识论探析》。这些探索一脉相承，都具备中国社会学发展至今所应有的学科自信和时代特色。
第二，社会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更加开阔。围绕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学知识分子尝试寻求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开展一些国际比较研究。这是中国社会学尝试走出国门，向国际社会学界发声的努力和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尝试用大数据方式，开展金砖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例如开展了中俄、中印、中巴等比较研究。特别是围绕国际通用的学术概念，如中等收入群体、城市化率、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和理论，开展国别比较研究，出版了《中国梦与俄国梦：现实与期待》《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同一个概念范畴在各国存在差别。例如，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中产阶层的概念范畴、橄榄型社会的界定等，各国指标体系存在较大差距。在各国联合课题组的努力下，形成了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界定标准，更加明确了社会学概念的具体边界。
中国社会学会、北京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和单位积极推进东亚社会学交流与合作，与日本、韩国社会学会在大城市研究、青年比较研究、社会分层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例如，成功举办中日韩社会学论坛等。一些具有中国社会学特色的学术话语被广泛应用，比如蚁族、消费降级、关系、小康社会、农民工、半城市化、候鸟式养老等概念，已经成为东亚社会学乃至西方社会学都广泛使用的概念。
然而与西方社会学相比，我国社会学走出国门还处于讲中国故事的阶段，下一步应该走出国门，积极开展他国研究。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学者长期在非洲、拉美、东亚、中亚等地开展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学术成果，形成了带有西方价值观的学术话语体系，甚至在一些领域形成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而影响当地学者的研究思路。这种学术研究略带殖民主义性质。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参与国际事务越来越多，社会学者不仅应该讲好中国故事，也应该走出国门，深入他国开展研究，为国家战略服务，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
第三，社会学研究主题更加丰富。近年来，关于后现代、后西方、后小康社会等主题研究逐渐增多，关于金融、网络消费、空间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科技社会学、人工智能、社会伦理等研究主题不断出现，丰富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但也引来了一定程度的质疑。
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批评学术研究碎片化现象的议论。社会学在很多学科看来，不像经济学、政治学、文学等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边界，研究范围过于宽泛，难以形成学科内部的对话。更有一种批评更加严厉，认为社会学研究总是跟着问题走，没有自己的研究阵地。这种批评有相当道理，但也须看到有关社会学研究碎片化的批评还比较仓促和空泛。首先，关于研究对象的细化，这不仅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一个学者学术研究起步阶段必须经历的环节。只有从一个狭小的空间或者某一时间切面上开展特定对象的研究，才能挖深做细。让一个青年学者一开始就研究宏大的主题，显得勉为其难。这种把握宏大历史、现实题材的能力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因此，青年学者从研究社会水晶体的一个反光面开始，逐渐拓展开去，才能有把握整个社会的可能。这是一个人学术成长的基本规律。其次，关于研究方向的多元化。社会学细分起来，可以分为发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等，细数下去至少有二三十种成体系的学科。这是社会学学科形成之初所固有的学科特色，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学的包容性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性。这一点不应成为批判理由。最后，对目前社会学研究方法碎片化的批评也比较空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都存在着方法论的交叉、借鉴和学习。这是学科逐渐成熟的标志。总之，关于社会学碎片化研究，还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进程中进一步深化讨论。
中国社会学发展至今，依旧保留着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学科冲动，这是老一辈学者在特殊年代沉淀下来的学科资产，新一代社会学者应在秉承家国情怀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为生民立命，必将继续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学科方向和话语风格。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1日总第1957期 作者：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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