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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里，有篇《伯夷叔齐列传》，真是非常特异。要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家，这里是个枢纽。
形式上，其他列传，都是叙述为主，而此篇则以议论为主。
内容上，它坦率坦白了太史公的自心困惑。
——伯夷叔齐，这样高级别的好人，为何没有好命？天道，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一个思想家，史学家！
在传统语境下，特别罕见。
要写出真，
而真是被书写传统否定的。
传统，要约束，修饰，
阐述“文”化的“真”，
而这样，事实上也就不是“事实”了。
——子曰诗哀而不伤。子曰武王之乐美而不至善。
在古代， 历史，经典，一直承载着“文”化人性的使命，所以有时人们有时不惜修改事实曲解事实，以塑造可供社会信仰的某种楷模，以此促进社会文明。无论今人肯定与否，也需承认他们的初衷是仁者之心。
仁，义，礼，智，信，几种内含价值之间极其矛盾，都得有楷模典型，这些楷模典型之间也就充满矛盾。 所以儒家传的历史，是这样子。
而战国埋入地下的王室流传的教育继承人的史书，《竹书纪年》，就不是这样子，禅让等全是另一种事实。
追究根本，是事实之真和价值之善，是两极，人为地想简单地在具体实践中实现统一，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当然偶尔可以凑巧。
因此，司马迁，事实上已经触摸到了事实，——生存之道是智，仁义礼信常伤之。仁义，要牺牲才容易成为楷模。——但他不愿相信，所以，他很困惑。
他虽似道家，究竟怀着儒家仁者之心。甚至他们父子修史的动机中，就包括润色鸿业（给西汉盛世）和给仁义忠孝者传名。
所以太史公惑，只能惑，惑下去。
太史公之惑，其仁者之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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