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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历时两年完成，延期两年播出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终于登陆央视纪录频道。莫言、迟子建、毕飞宇、阿来、贾平凹、刘震云，六位作家折返故乡，回望来路，追昔抚今，讲述现实的故乡，也勾勒精神的原乡。
（莫言为《文学的故乡》片名题字）
有人问，作家最佳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答，不快乐的童年。
故乡，意味着一去不返的童年生活，永不凋零的精神坐标。六位作家里，莫言、毕飞宇、阿来的“故乡叙事”，构成了三幅极具代表性的图景，但相同的是，故乡对他们来说，都是永恒的“回不去”。
FRI
01
莫言和高密东北乡
饥饿的孩子在高唱
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冕，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变成了世界文学版图知名的“精神之地”。那么，现实里的高密东北乡，又是怎样的呢？
那是山东高密县东北方向一片低洼的土地，“田野里面，秋天是望不到边的高粱地，夏天到处都是青纱帐，冬天漫漫的荒原，一眼看不到边的雪”。
想象一个画面：少年莫言，赶着羊群，独自行走在土路上——这是莫言日后回想起来最重要的一个图景。
（莫言旧居，位于高密平安庄村 ）
五年级就辍学的他，因为这样的孤独经验，激活了最初的文学种子，“一开始觉得孤独，后来开始恐惧，最后又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联想”。
1955年，莫言作为家里的第四个孩子，诞生在这个世界。和同代人类似，童年回忆和身体感觉紧紧纠缠，“第一是饥饿，第二是寒冷，第三是炎热，第四是劳累”。
最饿的时候，是1960年，莫言的母亲捣碎野菜，混合谷糠，做成团子，“很难吃，又扎嘴，但也得吃，一边吃一边哭，没法子”。
（莫言回忆在高密的童年经历，是用耳朵来阅读，听大人们讲故事）
但正是这个瘦小又多病的女人，扛起了十几口人的大家族。一天三顿饭，喂牛养猪，看孩子，统统压在了莫言母亲身上。就这样，母亲、土地、饥饿，这些故乡的记忆，后来都变成了进入莫言小说世界的重要匙词。
莫言最初的一波写作高产期，出现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期间，《红高粱家族》系列、《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球状闪电》统统诞生在此阶段。
日后，莫言复盘这段“创作奇迹的出现”，他认为，根源就在打开了童年记忆的大门。比如，《透明的红萝卜》就来自一次真实的偷吃经历。有次下地干活，莫言偷吃萝卜，被人发现后，罚跪在毛泽东像前，父亲得知后将儿子打了个半死。
（ 《红高粱》剧照，其灵感源于莫言家乡孙家口桥上发生过的真实历史）
血地——莫言为故乡赋予了这个特殊的称谓。“作家的故乡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
如今，这片血地因为莫言旧居，成了热门旅游景点。当活生生的莫言，站在旧居的标识牌前，介绍这是曾经睡过的床榻时，这幅景象显得古怪而魔幻。莫言说，“我自己倒希望他们把房子拆了，但当地希望能够保留”。
FRI
02
毕飞宇和苏北水乡
带根的漂泊者
1975年，11岁的毕飞宇随父母乘船，驶向新的住地——中堡镇。少年将腿跨出船帮，“随着马达的轰鸣，小腿在碧绿的水里劈波斩浪。我想，我已经喜欢上中堡的水了。”
小小的少年，总是对远方充满渴望。这样的故事有太多类似的版本，每时每刻滚动演绎着。比如，纪录片的另一集里，刘震云回忆舅舅对13岁的自己说，“以你的情况，估计长大了，只能娶个小寡妇。”刘震云心有不甘，决定奔赴远方。
但在毕飞宇这里，远方的故事又盘结着疼痛。父母工作调动的缘故，毕飞宇的生活一次次被连根拔起。
（没有故乡，没有姓氏，毕飞宇认为两者兼具的自己，是个天生的小说家）
1964年，他生于江苏杨家庄。五岁，搬至陆王村。六年后，来到中堡镇。告别杨家庄时，毕飞宇突然窥破了生活的秘密：“这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子、舅舅、舅妈，全是假的。”
似乎没人问过，毕飞宇何时掌握了父亲的秘密。他的父亲是个养子，因为运动，从“陆”改姓“毕”。后来，52岁的毕飞宇，才第一次祭祖，他终于找到了祖父的墓碑。
这一切的堆叠，让毕飞宇说出：我是个没有故乡的人。他和土地的联系，稀薄，脆弱，“一敲，所有的泥土都掉光了，光秃秃的”。
（毕飞宇在中堡镇重逢当年的木匠老孔 ）
1979年，又一次迁移，毕飞宇被扔进了兴化县城。家，被安置在一个叫“人民旅社”的旅店里。
这个家有个代号：201，天天要承受陌生旅客的狐疑目光。家里的被子、床和枕头，都印着鲜红的字：人民旅社。到了饭点，毕飞宇端着个碗，穿越大街，去一家机关食堂。一切都是敷衍的，临时的——这让他至今抵触酒店生活，“多么豪华的酒店，我都不喜欢。”
许多年后，毕飞宇将笔触探向童年往事，形容自己为“年少的、远东的堂吉诃德”。岁月流转，苏北水乡的隐秘馈赠被开掘出来。
（毕飞宇将苏北的童年往事统统放进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图为书籍插图）
那是少年才有的勇悍，天真。彼时的毕飞宇，认为只要穿过大纵湖，就能直抵太平洋。他扯掉裤头，纵身入水，双手一合，就能摸到透亮的虾，然后，朗朗念出口诀：“先吃头后吃尾，长大之后会凫水”。
临别陆王村，毕飞宇留下了疯狂的“装置艺术”：在学校的围墙涂满字迹，尽管是一些“狗屁不通的句子”，但那一刻，毕飞宇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故乡。
还有那乍现的诗意瞬间：漫天乌云，中间有两三米宽的空隙，金黄的阳光劈落下来。父亲问毕飞宇，你看到吗，看到了吗，太美了！动荡年代，苏北乡村，最初的审美教育，在日常里徐徐展开。
最终，一个关于苏北水乡的神话，散落在《平原》《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这些小说里。
2017年，毕飞宇重游苏北，眼前的小桥流水，似乎唤醒了什么。他久久背向摄影机，沉默的背影，仿佛诉尽了一切。
FRI
03
阿来和嘉绒藏区
找回故乡的逆子
1977年恢复高考的故事，大多和告别故乡有关，但阿来的不是这样。
那时，他是水电站的拖拉机手，晚上12点下班到家后，得知高考报名启动，阿来连夜进城报名。考试那天，又是一夜没睡，阿来骑到了考场。
结果，阿来还是被故乡箍住，进了当地的马尔康师范学校。他本想走更远，去昆明或长春的地质学校。
（阿来故乡，嘉绒藏区）
这个渴望逃离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1959年，阿来生于四川的马尔康，父亲是回族，母亲是藏族，但因政治问题，从城镇户口变成农村，只能一直“沤”在农村里。
阿来的成绩一直很好，但好又能怎样？看到有字的东西，他就找个地方藏起来读，母亲却不高兴，觉得儿子在偷懒。看着一拨拨的城市青年下乡，阿来想，这书还念它干嘛呢？自己总归只能在这里挖虫草、采野菜。
阿来说，“那个时候想象的不是家乡好，而是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坏的地方。”
硬邦邦的生活，哪怕有一点点松动的可能也好。听说阿坝州要修水电站，初中毕业的阿来果断应征，“人家说你去不行吧，民工很苦的，抬石头，挖土方。我说不管了，我要去。”
（阿来重回故乡，母亲靠在他的肩上哭泣）
与此同时，另一些幽暗的东西魇住了故乡，折磨着敏感的少年。
很小的时候，阿来就持续目击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工人数量甚至超过了村民。山坡底下堆叠着密匝匝的木头，阿来说，这就是树的尸体，“那个时候你要用一个词叫‘尸横遍野’一点儿都不过分”。此种狂乱的死亡景象，后来被阿来写进了小说《空山》。
现在，阿来的旧居还住着父母和至亲。
（阿来自言，以前不爱故乡，现在有点爱了）
铁炉里亮着红红的炭火，空气里浮动着奶茶香，藏式客厅里，正上演着温馨的家族聚会场景：阿来和至亲们跳着舞蹈，他给衰老的父母送上好看的衣服，昂贵的香烟。但他又对镜头直直说出，和父母之间有过难以抹消的恩怨。
这像是个生动的“缩影”，描摹出一个故乡逆子的复杂形象。
面对散布在松岗山脊上的碉楼，阿来随口就能说出那些凋落的历史细节，“原来藏族土司家里还有《三国演义》。有个故事说，后来这些人作为统战的民主人士到北京，毛泽东说，我还睡过你家房子，还看过你的《三国演义》。”嘉绒藏区18家土司，阿来几乎研究过每一个家族，为《尘埃落定》累积了沉甸甸的素材。
（《尘埃落定》就是以阿来的故乡马尔康卓克基土司官寨为原型创作的）
但阿来又说，“凡关涉故乡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一定会听到同样甜腻而矫饰的腔调。在这种腔调的吟咏中，国人的故乡都具有相同的特征：风俗古老淳厚，乡人朴拙善良；花是解语花，水是含情水。……但真实情况是，那情形并不见得就那么美好。”
故乡的边界就这样不断被“冒犯”，也可能这样才能迫近真实面目。阿来对《文学的故乡》的导演张同道说，“整个川西北高原，我都把它看成是故乡。”
撰文：淹然
图片：来自于网络
编辑：调反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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