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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20年第3期
转自：跨界经纬、高校人文界
编者按：顾彬的言论经常给人以“暴力”之感，是否有理，看官自断吧。——翻译教学与研究
古大勇X顾彬：再谈中国现当代文学
——兼及德华作家海娆
作者：古大勇，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人文学院教授；沃尔夫冈 · 顾 彬( Wolfgang Kubin) ，中文名顾彬，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
一
古大勇(以下简称古):顾彬先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您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但更看重中国古代文学(如唐诗)，总体上您是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好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好于当代文学，这表现出“厚古薄今”的倾向，有种“时代决定论”的味道，越老的越值钱，是这样吗?您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顾彬(以下简称顾):你说得对。我错了吗?谁能跟杜甫比?哪部作品能跟《红楼梦》比?当代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如果要找到的话，恐怕必须到古代去看看。我之所以不看好中国当代文学，是因为当代文学写作太多地受到市场和金钱利益的干扰，为金钱、为版税、为名声、为招徕读者而写作的作家很多，什么充满低级趣味，他们就写什么，只为博取关注，招揽金钱，被市场和媒体牵着鼻子走。文学不再被作家视为一项崇高庄严的事业，在这样的写作大环境下，当然产生的“垃圾”作品多，精品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如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
古:您强调语言和写人的重要性，反对小说讲故事。对于前者，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但后者很多人不能接受。故事和语言及写人并不矛盾，优美的语言与具有丰满内心活动和灵魂深度的“人”也可以在一个故事中表现出来。小说有各种写法，如果小说都不写故事，那是不是显得很单调啊?
顾:请问我们需要小说吗?我很少看当代长篇小说，中短篇我们可能还需要，但是出版社懒得出版它们，因为这些小说的读者不一定会很多。另外，我反对小说讲故事，还基于这样一个现状的考虑: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为了写故事而写故事，为了写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忽略、遮蔽了对人的灵魂的刻画，往往故事越来越精彩离奇，而人物却越来越苍白空洞，在我看来，着力刻画少量人物，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很重要。目前，中国有些知名作家往往是在旧作的基础上炮制新小说，编写故事，不断地自我重复。
古:您在访谈录《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中，说您所欣赏的中国当代作家是北岛、多多、杨炼、王小妮、翟永明等人。而这些作家都是诗人，这是否跟您热爱诗歌创作、偏爱诗歌这一文体有关系呢?
顾：热爱中国当代诗歌与散文是个坏毛病吗?如果谈1979年后的文学发展，那么除了一些作家，比如韩少功、王安忆、王蒙等写的小说外，只有中国当代诗歌在我看来属于世界文学。散文再说吧。不光是中国当代文学，德国的、美国的文学也都陷入危机。文学概念在1968年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在读者与评论家的眼中才算文学，文学好像就是长篇小说。但是很多长篇小说都比不上好诗歌的水平，有的甚至很无聊。你还会再看余华的《兄弟》吗?你真的受得了再读男人窥探女人擦屁股的故事吗?还写了将近100页。真是不可思议。相比之下，我认为西川的思想更深刻一些。
古:多年前，您说过，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是鲁迅，现在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没有变化吗?您认为鲁迅最伟大的原因是什么?您批评中国作家表现出“对中国的执迷”的倾向，但鲁迅其实也有强烈的“对中国的执迷”的一面，您怎样看待这一点呢?
顾:鲁迅当之无愧是中国现当代最伟大的作家，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没有变化。他的文学开创之功他人无可代替，他的思想、个体精神穿透力、语言功底和形式塑造力都是超拔的。鲁迅的执迷与当代作家的执迷不一样。鲁迅一直在深刻地批评、批判中国人的毛病，当代作家不一定敢这样，甚至恰恰相反，他们只关心中国越来越强大。另外，鲁迅诚然有“对中国的执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又对此表现出一定的反省和超越，这正如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所写，“正是他(鲁迅)与自己作品及自己时代的保持距离构成了《呐喊》的现代性”，“作者绝不是当时青年运动的代表或支持者，经过细致阅读，读者发现的毋宁说是这场运动的批评者”。鲁迅一方面对启蒙感兴趣，另一方面也对启蒙保持“反讽性距离”，表现出“超越启蒙”的一面，这是鲁迅高于其他作家的地方。
古:多年前，您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反响，您觉得和国内外的一些史著相比(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史著的特色和优点是什么?顾:别忘了，该文学史里有百分之二十的内容被出版社删掉了。他们没有告诉我。中国读者能看到的书是残缺不全的。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相比，这本史著的特色是客观公正，夏著因为有一个先行的意识形态偏见，把作家分为左翼/非左翼两大阵营，贬低前者，抬高后者。显然这种立场是偏颇的。而我的史著，在评价作家时，坚持“文学标准”，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夏志清强在发现了我们忽略的作家，弱在不太懂得鲁迅的重要性在哪里。夏志清发现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等人功不可没，但他对鲁迅的贬低是我不能接受的。古:您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您的“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什么?您所批评的那些作家，如莫言、苏童、余华、格非、王安忆等的创作都不属于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吗?当代文学中有哪些作家作品属于世界文学的部分?
顾:重申一遍，我没批评过王安忆。如果不是北岛，应该就她能获诺贝尔奖。再说了，目前属于世界文学的中国当代作家大部分是诗人，他们可以跟世界上著名诗人媲美。关于“世界文学”，我多次提过，如果一个作家能超越他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能通过写作来影响其他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可能有一天他(她)就会成为世界文学书写者，如德国的歌德、中国的李白。他们关心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或人性的共通性问题，或者他们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例如歌德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李白的诗歌很早就被翻译成德文，不少德国作家受到他的影响。而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为什么大多数不属于世界文学，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他们的写作很多受到市场和名利的干扰;二是当代作家在写作时“对中国的执迷”太多，而妨碍表现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东西。
古:您2008年7月接受《星洲日报》(参看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采访的时候说:“30年以后可能会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对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并不看好，您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认为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是在诗歌领域吗?小说领域有没有希望?如有希望，您看好中国当代的哪一位小说家?
顾:首先我要说，诺贝尔奖是次要的。因为，某人为什么会意外获奖，经常跟政治因素有关。这样的奖我不会要。一个作家的任务是写作，其他的都无所谓。再说王安忆有不错的小说，韩少功也有。诗人现在不谈了，很多中国诗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翻译过很多诗人的作品，我的心在他们那里。
古:您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支持您的人也有(如肖鹰、王彬彬)，反对您的人似乎更多一些，您对哪些反对您的人印象深刻?您觉得他们的观点没有一点道理?譬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认为不能以懂外语作为衡量作家好坏的标准。譬如李美皆在《顾彬式的偏激与走俏》(李美皆:《顾彬式的偏激与走俏》，《文学报》2009年2月26日)一文中认为:“沈从文之所以能够写出他的湘西小说来，就在于他不会外语，没有介入西洋文化，他的原汁原味的视角、感觉和语言没有被破坏以至于流失。”
顾:这个问题有误解。我谈的是当代文学，不是现代文学。从沈从文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80年。20世纪30年代很不容易学外语，现在中国到处都可以学外语，比如英语、日语或者德语。不过中国当代作家很少主动去学外语。到了国外他们还需要我们这些汉学家的帮助。他们只能通过我们跟国外的同行交流。更可怕的是他们不能看原文。他们读的都是翻译过来的译本，而译本的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很糟糕。这样他们能发展吗?因此，我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是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就失去了与西方文学交流的一座桥梁，许多西方一流的文学他们无法欣赏，而不得已借助于二流乃至三流的译本，这样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和向世界优秀文学学习的机会。沈从文不懂外语，那是时代原因造成的，但并不影响他一流作家的地位。
古:莫言研究专家张志忠在《故事·现代性·长篇小说·价值尺度———与顾彬论中国当代文学》(张志忠:《故事·现代性·长篇小说·价值尺度———与顾彬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您“逢莫(莫言)必反”，您在多个场合不留情地批判莫言，那么莫言作品是否真的一无是处?有没有一些可取之处?您以普鲁斯特、乔伊斯、穆齐尔、多德勒尔等为标准衡量文坛，这些作家多是注重心理和内心世界书写的作家，但是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传统的现实主义大师并不属于这一行列，那么您如何评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呢?
顾:对于莫言的评价，我在《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一文中已有论述，当然莫言也有可取之处，譬如我也肯定过他小说语言运用的老练和奏效，莫言好的地方还在于他能够接受批评，还跟我握手!有一次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国际会议时相遇，他甚至鼓励我继续批评他。由此可见他的宽容和虚心。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是19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因为所处时代不同，他们没有可比性。
古:您在《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顾彬:《莫言、高行健与文学危机》，(香港)《明报月刊》2013年第8期)一文中说:“我们应当注意到高行健和莫言的小说中，都有一个秘密的主人公，那就是女人的胸部。”你似乎很反感中国当代作家对女性以及两性的描写，但“性”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要表现人性，就必然要写性，写“灵与肉”，您认为文学应该怎样写性?您认为中国或外国哪位作家写“性”写得比较成功?
顾:我怕有些中国当代作家把女人看成单纯的肉体。我不想提名字。合适的对性的描写当然可以。如果性描写和人性的发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思想主题的表达以及适可而止的描写程度联系在一起，我想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可我的关注点不在这里，我更关注女性的灵魂与精神。中国现代作家中，郁达夫写性应该是比较成功的，《沉沦》等小说把性与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结合在一起，处理得比较好。
古: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学者王一川等人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王一川负责小说卷的工作。他共选出9位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按排名先后的顺序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其中金庸入选小说大师行列，这肯定是您不同意的，您批判过金庸的小说。如果让您选“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你会提交一份什么样的榜单呢?
顾: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萧红、丁玲、冰心、叶圣陶、张天翼、冯至、戴望舒。
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和高行健，您都不满意。那您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是有问题的吗?
顾:很有问题，因为有时是政治因素，不是文学的质量起决定作用。不少因为道德原因获奖的作者过世后，就再也没有人读他们的作品了，比方说德国作家波尔。也有很多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却能流芳后世，如托尔斯泰、卡夫卡、博尔赫斯、普鲁斯特、卡尔维诺、乔伊斯、易卜生、契诃夫等人。所以不必迷信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万能的，不必将之视为评价作家的唯一或最高标准。
古:您屡次炮轰中国当代文学，遭到一些国内学者的激烈批评，甚至将您视为“人民公敌”(毕飞宇语)，请问您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感到一些压力?目前有没有改变自己的部分观点、放弃自己的部分立场?还是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和立场?
顾:我并未感到有任何压力。能成为“人民公敌”也许是一种荣誉。我的观点和立场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或者正好相反，现在更加坚定了。
古:德国汉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多不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播在德国是什么情况?目前有哪些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被翻译到德国?
顾:近40年来我们翻译得比较多。读者最感兴趣的，首先是中国现代文学，其次是中国当代文学。目前在德语国家中莫言与余华的小说卖得最好。
古:您作为西方汉学的权威，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西方和中国大陆有哪些您比较认可的学者专家?您认识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先生吗?您怎样评价他的汉学研究成就?
顾：我最看重的是复旦大学的陈思和。王德威的著作我看过不少，他的思路与方法跟我的不一样，但是我尊重他。
二
古:我知道您为作家海娆《早安，重庆》德文版写过序言，热情地向德语世界推荐这部作品，请问您是如何认识海娆女士的?
顾: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是在法兰克福孔子学院的一次朗诵会上。我在这三十多年来翻译了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如果有新的译本出来，我就会安排中国作家在德语国家进行“朗诵旅游”，我也跟着他们到处跑。孔子学院特别喜欢邀请中国作家和我去介绍我们的作品。很可能是2013年冬天，那时候她好像在法兰克福大学读研究生，她的教授是孔子学院的负责人。我的一本诗集里有几首写重庆的诗。她对那几首诗很感兴趣，我们就那些诗进行了交谈。
古:您在《早安，重庆》德文版序言中说海娆是一位“brillierende Autorin”，即“优秀的、卓越的女作家”。我看过您的不少访谈录和文章，您对中国当代小说家评价不高，您很少称赞一位中国当代小说家为“优秀的、卓越的”，连莫言、苏童、余华、格非、王安忆这样的作家您都不太满意，您对海娆的评价如此之高，请问您评价的标准是什么?您心目中的优秀作家(小说家)要具备哪些条件?海娆是不是一位被低估的作家?因为她在国内尚没有得到关注，关注度远远低于您所说的余华、苏童、毕飞宇等人。
顾:我没有说过王安忆不是优秀作家。王安忆我写得很多，还在我的杂志上发表过她的不少短、中篇小说，是我学生翻译的。对我来说她是一流的作家。你们对我有很多误解，很少有人理解我提问题的立场，也不去谈论我提出的问题。另外，因为我也是作家，参加了德国的作家协会。当然，德国的作家协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不像中国是官方的。我在很长时间里做过北威州南部作家协会会长，那时我经常跟年轻的作家们见面。我对他们的态度是鼓励的，会安排机会让他们跟我们年龄大些的作家们见面，谈谈他们的作品。我不会让他们失望的。因为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提到的那些大作家，包括在国际上已经取得成功、抵达创作巅峰的作家，评论他们，我的标准不一样。他们什么都得到了，甚至包括诺贝尔奖。尽管如此，如果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我仍然认为，他们恐怕没办法跟世界上公认的大作家相比。海娆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作家，一个接班人。她的写作时间不太长，作品也不太多，因此我要鼓励她、帮助她。莫言等作家不需要我的鼓励和帮助。另外我并不是从汉学角度去谈中国当代文学。我不仅是一个汉学家，更是一个译者与作家。我写小说、散文、诗歌。我也获得了很多奖。我对作品的评判标准是语言、思想和结构，这个问题我已经多次讲过。莫言的美国译者葛浩文最近也开始写所谓的小说，无论如何他的作品形式是全新的。莫言等作家的长篇小说形式很老套。
古:您在访谈录《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顾彬:《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现代快报》2009年2月22日)一文中批评了莫言、余华等作家，您认为，“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不会写人的内心，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们写的都是人的表象”。您认为海娆知道人是什么吗?她写的是人的表象还是真正的人?为什么?
顾:因为人是一个哲学概念，我们需要很多时间把它弄清楚。简单地说，莫言的很多小说不涉及人的本身。莫言小说里头的叙述者缺少爱。他把人本体化，人在他的笔下是作为恶的本体出现的。大家都在杀人。莫言与余华的主人公经常不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他们更是一种抽象的模型，或者说是按模式创造出来的人物，但海娆的不是。海娆小说的叙述者完全不一样。她是一个很仔细的观察者。她的小说主人公有个性，有情绪，有感情，有渴望。特别重要的是，她的叙述对人物怀有悲悯同情。因此她的作品温暖有爱。当然，现当代文学是否允许我们把爱作为一个衡量作品的标准，还可以讨论。但这是另一个太大的题目。
古:您在《“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顾彬:《“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在德国，文学评论家做出了精英文学、娱乐文学(大众文学)和通俗小说的区分”。您在访谈录《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中说，不赞成小说讲故事，把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的小说称为“通俗文学”，在旅行时候可以带上读，也可称为“火腿”，在旅行时可以吃。我觉得《早安，重庆》也是在讲一个故事。事实上，我在前不久法国开会时认识海娆，她送给我这本书，这本书我就是在法国会议期间以及回中国的旅程中读完的，觉得很精彩，能解除我旅途的单调和疲劳。那么《早安，重庆》是属于“精英文学”还是“通俗小说”?您的具体理由是什么?
顾:《早安，重庆》不属于精英文学，也不属于通俗文学。精英文学的代表是卡夫卡，通俗小说的代表可以说是金庸。《早安，重庆》在中间吧:容易看得懂，不过也引人思索。你可以认为她在讲故事，但是她讲故事的方法跟余华的、莫言的不一样。她讲的是一种灵魂的故事。虽然她也描写现实，但是她的兴趣更多地放在人物的情感、心灵和精神力量上。
古:在《早安，重庆》德文版序言中，您说:“Peter Kolb hat den ergreifenden Ｒoman meisterhaft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setztAm Abgrund des Lebens haben sich zwei Meister gefunden．”(“彼特·科玻把这部感人的小说十分精妙地翻译成德文，两位高手在生活的深处发现了彼此。”)《早安，重庆》德文版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精妙吗?您曾说“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文学”，因此，翻译对于一本书的命运显得至关重要。您对《早安，重庆》的德文翻译版满意吗?这本书在德国的反响情况如何?
顾:翻译也是一种写作。德国的很多译者同时也是作家。这是我们的传统。最晚在歌德时代开始的。我们的译者母语都比较好。德文非常难，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能掌握好的德语。海娆小说的译者也写作。他的德文是第一流的，他的词汇量非常大，能够找到恰当的德语词汇来对应表达中文里的意思。这是很了不起的。他的翻译特别灵活，有生气，这当然跟原文有关系。因为我常住中国，很少回德国，因此《早安，重庆》在德语国家的接受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听说，几次朗读会的效果都不错，还有记者采访，在报纸上进行宣传报道。
古:您是因为海娆翻译了你的作品，为了表示感谢，您才找人翻译她的《早安，重庆》，并帮忙联系出版的么?
顾:我当然感谢她翻译我的作品，因为我自己每天都在翻译，我知道翻译工作很辛苦。但我对她的感谢方式，只是希望能从她的书中摘选几章，发表在我主办的《袖珍汉学》杂志上。那是一本小册子，主要向德国读者介绍中国的作家作品。这也是我能做到的。应该说她的运气不错。当时我很偶然地遇到一个多年前的学生，PeterKolb，他在中国工作了很多年，那时候刚刚回到德国，准备重新找工作。他请我推荐一篇散文给他，说他想试试翻译工作。我就把《早安，重庆》给他了，请他翻译其中一个章节。没想到他后来告诉我，他很喜欢那本书，决定要翻译整本书。他说他阅读的时候都感动得哭了，一定要把它介绍给德语读者。我这才回头仔细读了这本小说。我一般不读长篇小说。后来我帮忙联系了出版社。
古:听说海娆目前已经翻译了您的五本诗集和一本小说《半场爱》，您看过海娆翻译的作品吗?您觉得满意吗?你觉得优秀的翻译具备怎样的特点?
顾:我仔细看过她翻译的我的诗歌。因为我的德文太晦涩复杂，因此她碰到很多困难。我也帮助她修改。她的翻译基本上没有问题。所以我很感激她。《半场爱》我还没有来得及认真看。因为我老是在上课、考学生，每天还要翻译、写作。关于优秀的翻译，我想举一个成功的例子，那就是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他不是机械地、被动地、亦步亦趋地翻译莫言小说，很有可能在翻译过程中对莫言小说有剪裁、概括、编辑甚至重新叙述，因此，翻译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活动。
古:据海娆介绍，您的小说《半场爱》多时空跳跃、大段哲理性的议论文字。你采取的不是传统的小说写法，而是反传统的先锋写法。看来您不喜欢传统的写法，喜欢先锋的写法，而高行健的不少小说和戏剧，也是采取先锋的写法，您为什么不喜欢他的作品呢?
顾:我肯定不是先锋作家，也不是“当代”作家。我是从现代文学出发的，也包括中国的现代文学在内。比方说《半场爱》最后一部分，就受到张爱玲与郁达夫的两部短篇小说的影响。高行健强在戏剧理论，在这方面他是中国最好的。他的话剧从今天来看很一般，但在当时已经算进步的了。他的小说无论是短篇、长篇都不够好。一个原因是小说里的女性形象太保守单薄，立不起来。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对他我已经谈得太多。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其他访谈录中的有关高行健的部分。
古:海娆女士除了《早安，重庆》之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远嫁》和《台湾情人》以及不少中短篇小说，目前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您好像只看了她的《早安，重庆》，您打算继续关注她的创作吗?您对她的创作有什么期待或能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顾:我当然还会关注她的发展，但是因为我要翻译、写作，还要研究别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我不是专门研究她的学者，因此不能给出具体的建议性意见。
古:您在《我并不尖锐，只是更坦率———顾彬教授访谈录》一文中数次提到虹影，虹影是重庆人，是海娆的老乡。虹影被学术界视为海外华文文学“三驾马车”之一(另两个是严歌苓、张翎)，被公认为海外华文文坛的标志性作家，但您否定了虹影的创作。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中您还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对他们有怎样的评价?海娆是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圈子，但名声和地位比不上所谓的“三驾马车”，是不是我们也低估了她的文学成就?还是评论家对她的关注不够?
顾:有关虹影我不想重复我好几年前说过的话。三年前，我曾跟她在开封见过面。我们谈得很深，也谈得非常愉快。你提出来的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极麻烦的事情，概念不清楚，语言表述也不清楚。德国现代文学也有过同样的现象。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谈论它。有些问题现在下定论恐怕时机还不太成熟。
古:您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仍然笔耕不辍，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希望您保重身体!您下一步的学术计划是什么?有哪些要撰写的文章和著作?最后，非常感谢您接受本次访谈!感谢您为中德文化交流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顾:我今年74岁。虽然我近年来关注点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哲学，也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丛书(一共10卷)，但我仍然每天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目前主要是北岛的散文与王家新、大陆女诗人潇潇等人的诗歌。我也感谢你的采访，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批评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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